摘 要：安作璋教授是我国当代著名的史学家，在秦汉史、山东地方史、文化史及史料学等科研领域也有突出的成就。在治学方面安教授既受到了传统史学的熏陶，又受到了马克思主义和当代史学理论的影响，并形成了别具特色的治学之道。

关键词：安作璋；史学成就；治学之道

安作璋，1927年生，山东曹县人，1951年毕业于齐鲁大学文学院历史系。历任山东师范学院历史系助教、讲师、教授、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山东师范大学、山东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山东历史学会顾问，山东地方志学会副会长等职。1987年当选为中共“十三大”代表，1988年山东省委、省政府授予“山东省专业技术拔尖人才”称号，1991年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为国内外著名的历史学家，日本学者誉为“秦汉史大家”，被收入《中国人名大词典》（当代人物卷）、英国剑桥《国际名人传记大词典》等多种传记、辞书中。从40年代起，安先生就一直在史学园地里辛勤地耕耘，终于收获了丰硕的成果。现对安先生的主要史学成就和治学之道略加述评。

一、 史学成就

安先生的史学成就主要表现在秦汉史、山东地方史、齐鲁文化史等方面。

（一）关于秦汉史研究

安先生认为，秦汉是中国两千年封建社会的奠基时代，无论是按照西周封建论还是战国封建论的说法，封建地主经济基础的最后巩固和全部封建上层建筑的最后完成，都是在这个历史时期。例如“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和“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的剥削方式，第一次明白地见于《汉书·食货志》。以皇帝为首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的创立，全国大规模农民战争的发生和农民战争后封建皇朝政策的调整，儒家思想独尊地位的确立，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中外关系的沟通等等，无不由秦汉开其端绪。如果说秦汉以后封建社会的历史是“流”，那么，秦汉时期的历史就是“源”。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没有秦汉，也就没有两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如果我们对秦汉这一段历史搞不清初，就势必影响到对整个封建社会的认识。基于这样的看法，多年来，安先生一直将秦汉史作为自己的研究的重点领域之一。对秦汉的政治制度、历史人物、经济文化、中外关系、农民起义等许多方面都进行了广泛深入地研究。

列宁说，国家“一直都是由一批专门从事管理、几乎专门从事管理或主要从事管理的人组成的”^[1]（P47），这些专门从事管理的人就是官吏。不论是研究哪一朝哪一代的历史都离不开它。因此有的史学前辈就把官制看作研究中国古代史的四把钥匙之一。安先生在秦汉官制方面的代表作有《秦汉官制史稿》（与熊铁基合著，齐鲁书社1985年版。1986年获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著作一等奖。）、《秦汉官吏法研究》（与陈乃华合著，齐鲁书社1993年版）、《从睡虎地秦墓竹简看秦统一的原因》（《历史论丛》第三辑，齐鲁书社，1983年版）和《汉代的官箴》（台湾《历史月刊》1985年5月，第124期）等。在秦汉官制研究方面，安先生充分发挥其学识渊博的优势，除引用了大量有关秦汉官制的史料如《汉书·百官公卿表》、《续汉书·百官志》等外，还充分利用了前四史中的其他相关资料和秦汉诸子书、后代编的政书、类书中的一些资料。同时还广泛利用了一些考古资料，如汉官印、秦汉瓦当、汉画像石、汉碑、汉简及秦简、铜器铭文等。对于清代考据家、注释家以及近代学者的研究成果尤为重视，几乎搜罗无遗。对其中的某些错误或不足之处，也进行了订正和补充，并对若干具体的制度问题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如作者认为，真正的丞相制存在于秦和西汉前期，秦只有国尉而没有太尉，国尉不同于后来的太尉。三公制的出现是在西汉末期，主要存在于东汉时期等。作者还强调东汉时期的中枢机构已完全为尚书台代替，三公徒有虚名，并无实权。对秦汉中央和地方官制的设立及演变、职掌、属官等重要问题，都作了详细的考证分析。此外，常为人们所不注意的诸侯王国的官吏、少数民族地区的官吏设置也加以论述。涉及的官吏有五百多种。此外，对选官制度如察举、考试、任子、纳赀买官等，官吏的任用方式、任用法规、任用期限，考课制度的上计、升降与赏罚等，赐爵制度、秩俸制度、致仕制度、休假制度等也专门加以考证论述。通过对秦汉官制的研究，安先生提出了不少发人深省的问题，如把用人问题和国家的盛衰兴亡、事业的成败联系起来进行考察，以大量的事实证明了“得贤者则安昌，失之则危亡”，“择善任能为治国之本”等古训中所包含的真理，并从中总结了许多带有规律性的成败与得失的经验教训。官箴是古代君主治吏的准绳，也是官吏行事的准则及施政的依据，因此和吏治有密切的关系。安先生认为汉代的官箴大体包括官德和官纪两个方面，亦即官吏从事政治活动时应遵守的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官德包括忠君、治民、忠于职守、廉洁守法、服从命令、善于处理同级与上下级关系、为民表率、提倡教化等，官纪包括不得擅离岗位玩忽职守、不得利用职权谋取非法利益、不得培植私人势力、不的诬陷或提供伪证、不得弄虚作假隐瞒真相、不得泄露国家机密等。汉代官箴对维护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保持长治久安起了积极作用，体现了汉代政治积极向上的精神。

安先生很早就重视秦汉经济史的研究。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以农业立国，因此，要研究中国古代的历史，就不能不涉及到农业这个“决定性的部门。”早在1955年，学习生活出版社就出版了安先生的第一部研究汉史的论文集《汉史初探》，这本书集中了安先生上大学期间撰写的6篇论文，其中的几篇主要探讨了西汉农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西汉皇朝对农业生产的经营管理以及桑弘羊在汉武帝文治武功中的地位等问题。这些论文涉及的大都是作者首次提出并力图探讨解决的重要历史课题。《汉史初探》出版后，在史学界产生了很大反响。特别是有关桑弘羊的论文，受到了郭沫若先生的赞扬。《光明日报》在1956年3月1日“史学”专栏发表评论文章对该著作给予很高的评价。1957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又再版了此书。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竹简发现后，安先生参与了秦简的注释整理工作，又根据秦简资料撰写了《睡虎地秦墓竹简中所反映的秦代农业经济》（载《秦汉史论丛》第一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系统考述了秦律中有关铁器、耕牛的管理，农作物的产量与种类，粮食的加工与仓储管理，以及有关农业的奖惩等法律规定。安先生认为，秦自商鞅变法后，历经六世，直至秦始皇，都把农业作为“治国之要”，所谓“勤劳本事”、“上农除末”，采取一切措施，来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因而国富兵强，终于完成统一的大业。从这个意义上讲，对秦有关农业方面的法律是值得肯定的。关于中国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分期，学术界存在很大的争议。安先生写的《西汉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载《山东师院学报》1959年第5期）等论文，从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两方面对稀罕的社会性质进行了分析。在经济方面，安先生认为，西汉的经济基本上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它所表现的主要方式就是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结合，即“男耕女织”，不但解决农民的衣食问题，更重要的它是巩固专制主义封建国家的基础，是整个统治阶级所赖以生存的主要来源。西汉不但在农业生产上，即使在手工业生产上，商品经济也从没有取得支配地位。土地所有制形式是封建生产关系中的一项重要的也是带有决定性的因素，西汉时期基本上存在三种土地所有制，即国家所有制（或者说皇室所有制）、地主土地所有制和农民小土地所有制，这三种土地所有制形式，基本上形成了中国此后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土地所有形态。西汉时期，国家通过户籍制度把农民牢固的束缚在土地上，强迫他们交纳各种赋税，并强迫他们担负兵役和各种徭役，这些农民不仅是国家赋税的主要承担者，他们还是保卫国家的武装力量。从西汉的赋役政策，很明显的可以看出，它代表的是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而不是奴隶主的利益。

马克思在《1848至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一文中引用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爱而维修的话说：“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2]（P450）}秦汉时代，是一个伟大的时代，伟大时代的产生与伟大人物的活动十分不开的。因而安先生对秦汉时期的一些著名的历史人物也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其代表作是《班固与汉书》（山东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后增订为《班固评传》，由广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出版）、《刘邦评传》（与孟祥才合著，山东齐鲁书社1988年版。1991年获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著作一等奖。后增订为《汉高帝大传》，1997年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汉光武帝大传》（与孟祥才合著，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秦始皇帝大传》（与孟祥才合著，中华书局2005年版）、《汉武帝大传》（与刘德增合著，中华书局2005年版）等。另外，还撰写了《论吕后》（《山东师院学报》1962年第1期）、《论张骞》（与张汉东合作，载谭其骧主编《中国历代地理学家评传》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论石显》（与张汉东合作，载高敏主编《奸臣传》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轮班超》（与张汉东合作，载谭其骧主编《中国历代地理学家评传》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论班昭》（载台湾《历史月刊》1999年4月，第135期）、《〈论衡〉的作者王充》（载《山东师院学报》42期，1954年12月）等。安先生认为，《汉书》的作者班固和《史记》的作者司马迁是我国历史上齐名的两位史学家，他们对我国史学体系的创立以及对古代史学、文学和思想史的发展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过去的旧史学家扬马抑班，或扬班抑马，都失之偏颇，不足为训，应该说是各有短长。建国后，发表的有关司马迁的论著较多，相形之下，关于班固的论著却比较少，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不应有的贬抑，这是很不公正的。安先生认为，不论前人的长处与短处，都应该加以认真的研究，以便总结经验、扬其所长，避其所短，这样才能使我们的历史研究不断有所创新，有所提高，有所发展。对刘邦，则分析了他如何在秦末那个时代的呼唤中走上历史舞台，由秦朝的忠心拥护者变成了一个反秦的农民领袖。如何和他的布衣将相群体在三年的秦末农民战争和四年的楚汉战争中，经过怎样艰苦卓绝的奋斗，首先推翻了不可一世的秦皇朝，接着又消灭了“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建立了一个空前规模的西汉皇朝。之后又如何通过政治、经济等各种措施的调整，使民生凋敝、经济残破的中国走上了复苏之路，为“文景之治”的出现，为汉武帝时期经济文化的高度发展奠定了基础。对刘秀则分析了刘秀和他的那个创业群体中文臣武将的思想、性格、才情、风貌、事功以及与之对立的各种政治势力及其代表人物，如王莽和各地的割据者从兴起到败亡的历程；分析了王莽篡权成功的原因和走向灭亡的必然性；探索了刘秀取得胜利的时代条件与他个人及其群体的主观能动性对时代要求的回应，从而对时势造英雄这个古老的课题提供了一个比较真实的历史例证。对秦始皇则不但详细介绍了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历史进程和巩固统一的各项措施，而且深入论述了秦朝许多重要典章制度的来龙去脉及其得失。对汉武帝则论述了汉武帝在文景之治的基础上，从16岁登基到70岁波澜壮阔的一生，客观地分析论述了传主所处政治、经济环境及众多杰出人物对他的影响，传神的再现了传主雄才大略和世罕其匹的空前功业以及经验教训，细腻、透辟的剖析了他的思想、性格、才情，展现了影响那个时代历史进程的一批核心人物的群像。安先生认为，对秦汉时期的历史任务，既要肯定他们的成就，又要指出其不足之处，反映这些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同时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安先生对历史人物的著作或论文资料翔实，考辨精审，文笔优美，将学术性与趣味性有机结合在一起，引人入胜，发人深思。

安先生认为，如果说先秦时期中国和世界各国发生联系较少的话，那么自秦汉以后谁也无法否认中国史已完全被纳入世界史的体系以内了。两汉在中外关系史上可以说是一个启明时期，在这一历史时期，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中国人民在艰难的环境中如何去探索中外交通的途径，如何善于吸收东西方各国的物质和精神文化来丰富自己的经济、文化生活，而且也可以看到中国人民所创造的优秀文化对世界文化的巨大贡献；虽然这仅仅是一个开始，但它已足够说明中国与世界各国人民的和平友好历史渊源以及文化交流的深刻影响。因此，为探讨秦汉时期的中外关系，安先生又写下了《两汉与西域关系史》一书（山东人民出版社1959年出版，齐鲁书社1979年再版），这是解放后第一部系统研究两汉与西域关系的专著。该书考证了两汉统一西域的经过和西域都护的设置以及西域各国的概况，并论述了两汉时期中西交通和经济文化的交流状况。书中还用大量资料考述了西北地区的历史地理，用不容辩驳的事实论证了自西汉中叶设置西域都护以后，今新疆和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广大地区就归入了中国的版图，这是一部论证翔实、对我国西北史地研究有重要贡献的著作，在国内外史学界包括当时的苏联史学界曾引起很大的反响。至今研究西域历史的学者还将此书作为必备的参考书之一。

安先生认为，秦汉时期的农民起义，特别是秦末、新莽末、东汉末三次具有全国规模的农民战争，在中国封建社会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们不仅沉重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推翻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且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乃至思想上都不同程度的表现了“为天下创始”的首创精神。例如陈胜、吴广揭竿为旗，斩木为兵，以少胜多，以弱胜强；他们不仅提出了反对封建特权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思想，而且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农民政权。又如赤眉起义所表现的朴素的平等思想，“绿林好汉”劫富济贫的活动以及黄巾军利用宗教作掩护，组织和发动农民起义等等，这些都对后代无数次的农民起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研究这一历史时期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发生的原因、特点、历史作用和经验教训，对认识中国封建社会，具有重要意义。为此，安先生编写了《秦汉农民战争史料汇编》一书（中华书局，1982年版），为史学界研究秦汉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提供了极大方便。

（二）关于山东地方史与齐鲁文化研究

山东是我国古代文明发源地之一，是古代文化的中心，也是儒家创始人孔子、孟子的故乡。这里曾出现许多杰出的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艺术家。为了比较全面地反映山东历史和齐鲁文化，安先生主编了多卷本的《山东通史》（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1996年获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著作一等奖）、《齐鲁文化通史》（与王志民合编，中华书局2004年版。2006年获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著作一等奖）。另外还撰写了《山东地方古代社会初探》（载曲阜是原《破与立》1979年第4期）、《战国至泰山东地方封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矛盾》（载《山东师院学报》1980年第4期）、《两汉时期山东的社会经济和农民起义》（载《山东师院学报》1979年第4期）、《魏晋南北朝时期山东地方史述论》（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文学院主办、国家图书馆汉学中心协办《魏晋南北朝学术国际会议论文》1998年12月）、《关于孔子的“礼”和“仁”的学说》（载《孔子哲学讨论集》，中华书局，1962年版）、《关于孔子评价的一个历史问题》（载《孔子思想研究论集》，齐鲁书社，1987年版）、《孔子与鲁文化》（载香港《广角镜》229期，1991年10月16日）、《齐文化中的民主精神》（载《民主》杂志，1990年第3期）、《齐文化与黄老之学》（载《文史知识》1989年第3期）、《汉代山东儒学》（载《山东师院学报》1979年第5期）、《论汉代齐学与鲁学》（与刘德增合作，载《张维华纪念文集》，齐鲁书社1997年版）、《齐鲁博士与两汉儒学》（与刘德增合作，载《诗学月刊》2000年第1期）、《秦汉时期的济南伏氏》（载《济南名士多》，山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临沂士族与士族文化》（与王克奇合作，载《文史哲》1995年第6期）、《黄河文化与文化文明》（与王克奇合作，载《文史哲》1992年第4期）等。《山东通史》上从最早的山东人——沂源人，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按历史发展的阶段，共分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金元、明清、近代、现代各卷。该书在体例与结构上有所创新。把纪事与志、传体结合起来，以综述叙述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以典志记叙历代典章制度，以列传为历代有影响的人物立传，以图表弥补文字的不足。这样纵横交错，宏观与微观相结合，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山东历史发展的状况。该书对一些杰出的历史人物都花费了不少笔墨进行了评述。同时通过对大量史料的分析，得出了一些重要结论。如作者利用山东出土的考古资料，指出在山东地区，大汶口文化中晚期，社会生产力显著进步，私有制产生，氏族贵族阶层出现，但直到龙山文化时代，构成文明时代的诸要素才全面呈现出来。作者认为，夏朝并不是我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国家，在它之前还有一个与龙山文化有密切关系的以夷夏部落联盟为基础的部落方国联合的虞舜时代，这是统一国家形成的前身。再如，中国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问题，作者认为，全国各地区的发展不平衡，有早有晚，一般以春秋战国之交，即周元王元年（前475）为分界线，但具体到山东地方，无论封建生产关系的萌芽（初税亩），或封建政权的诞生（田齐“专齐之政”），都要早出半个到一个世纪。以翔实的史料和平实的分析，展现了发生在山东这片热土上的历史话剧，通过区域史揭示了山东历史发展的过程，对中国历史的研究也提供了有益的借鉴。^[3]齐鲁文化滥觞于夷夏文化，形成与西周春秋齐鲁两国，融合发展于战国秦汉时期，它不仅融合了齐文化和鲁文化，而且兼收并蓄，广泛吸收了其他地域文化的长处，逐渐发展成为一种具有完备的自我调节和更新功能、再生能力很强的混合型文化。特别是齐鲁两国的所在地，齐鲁文化在这块土地上的继承与传播，也食之具有鲜明的地域文化地域特色。研究中华文化的发生发展，就必须加强齐鲁文化的研究。安先生认为，齐鲁文化与其他地域文化相比，在整个中华文明发展史上既有与其他地域文化的共同点，也有其独具特色和突出贡献的一面。其特殊性就在于：从秦汉以前的中国早期文明发展史看，齐鲁地区作为“中国最高文化区”曾为中国早期文明发展发挥了文化中心的作用，做出过特殊的贡献：秦汉以后，在中国文化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齐鲁作为儒家思想的发源地——孔孟的故乡，也发挥了其他地区所难以替代的独特历史作用。这一切都决定了齐鲁文化在中华文明发展中的特殊的历史地位和独特的文化贡献。安先生主编的多卷本的《齐鲁文化通史》是一部大型地域文化通史，它既汇集和吸取了近五十年来学术界研究齐鲁文化的成果，有突出了学术的创新性，并填补了某些领域的研究空白，使齐鲁文化研究领域的重要成果。该书资料翔实、内容厚重，不仅从思想文化上，而且从科技、教育、宗教、民俗等不同领域研究齐鲁文化在每一个时代的特征及发展演变，既展现了齐鲁文化自身的特点，也兼顾到齐鲁文化与其他地域文化乃至海外文化的互动关系。全书体例统一，又兼具有个性和特色，是全面了解、认识及研究齐鲁文化乃至中华文化的重要参考著作。

安先生还致力于齐鲁文化文献资料的整理与研究。他认为，齐鲁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郑玄的“玄学”又是齐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掘和弘扬齐鲁文化的优秀传统，就不能不研究“郑学”，因而安先生主编了《郑玄集》（齐鲁书社1997年版）。《郑玄集》共分《周礼注》、《仪礼注》、《礼纪注》、《郑玄佚注》、《郑玄文集》、《郑玄年谱》等六编。编辑《郑玄集》有很大困难，一是资料残缺，二是真伪难辨，三是众说不一。《郑玄集》在全面收集郑玄著述的基础上，选录其中为学术界所公认的原著，编入《三礼注》与《佚注》、《文集》，而确认为伪作或存疑者，则不收，于亡佚之作，均编入《郑玄著述表》，加以说明，以备参考。对书中的注文，有疑问而又众说纷纭者，则择善而从，或参以己意，最大限度地减少了谬误。郑注往往以汉代制度解经，因此《郑玄集》不仅对研究齐鲁文化，而且对研究汉代历史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山左名贤遗书》是1985年以来20多年间由安先生主编、齐鲁书社陆续出版的反映齐鲁文化的大型丛书。收录的范围以清代山东知名学者的经学、史学、文字学、地理学、博物学、金石考古学等方面的末刊重要著作为主，虽已刊行但难以找到，有重印价值的，也酌情辑入，经过重新整理出版。这套丛书对研究清代以来山东朴学家的学术源流及其贡献有极大帮助。

（三）关于中国通史及专门史研究

在中国通史的编写和专门史研究方面安先生也有突出的贡献。他主编的《中国史简编》（山东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1988年经国家教委审定推荐为全国高等学校文科教材），记事上起远古，下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具有名副其实的通史的特点。它以时间为序，按社会性质分编，贯通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四个社会形态。人们常说的中国现代史（中国新民主主义时期的历史）作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下编，纳入中国通史的范畴。既体现了中国通史的完整性，又把1840年到1949年的中国作为一个完整的社会形态，系统地叙述了中国人民在不同革命时期为反抗外来侵略和压迫、争取民族和国家独立所进行的艰苦斗争历程，阐明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中国史简编》在系统叙述历史发展一般进程的同时，还注重分析和论证历史发展不同阶段和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相互影响与制约的关系，以揭示历史发展变化的基本规律。对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不同侧面，如重要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思想流派、科技文化成就、阶级关系、民族关系、中外关系等，也能注意其前后联系，讲清来龙去脉，说明其不同发展阶段的历史变化与不同特点，给读者以完整系统的知识。总之，该书体例严谨，内容丰富，史实可靠，系统条理，重点突出，简明扼要，且通俗易懂。为了学习方便，在编排体系上尽量和现行的中学历史课本相衔接。在内容和观点上吸收了史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对于有争议的问题，则采取被大部分人接受的一种说法。这既是一部学术著作，又是一部实用性强的教材。这部书自1986年出版后，已再版3次，印刷16次。

中国的大运河与万里长城一样，被列为世界最宏伟的四大古代工程之一。这是中国劳动人民和一批水利专家的伟大创造。大运河跨越今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浙江四省二市，沟通了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五大水系，成为中国南北交通的大动脉，对巩固国家统一、多民族的融合和团结、促进南北方与中外经济文化的交流起了重要作用，为中国两千多年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所积累的历史文化底蕴厚实、内容丰富、形式多姿多彩，从而形成了独具体系和特色的运河文化。运河文化以其博大的包容性和统一性，广阔的扩散性和开放性，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成为后世史学家总结研究的对象。然而，学术界以往只对运河本身的历史沿革和沿岸城市的发展做了一些研究，发表了一些学术论著，但对运河文化未作充分的研究和论述。由安先生主编的《中国运河文化史》（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2002年获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著作一等奖），就是对中国运河文化进行研究总结的集大成之作，填补了该领域学术研究的空白。《中国运河文化史》（上中下三册）195万字，分六编撰写，每编内容都分为运河变迁和运河文化两部分。运河变迁包括历代对运河的开凿、修治及其历史背景和航运、水利、管理等内容；运河文化是本书的重点，包括历代运河流域以城市为中心的农业、工商业的发展状况，重大历史事件，主要历史人物的事迹及其思想文化等方面的成就，社会组织，民情风俗，民族关系，经济文化交流，中外交往，文物古迹等，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春秋时期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的运河流域物质文明和精神文化发展的历史。该书规模宏大、结构完备、脉络清晰、内容丰富，“是迄今为止关于我国运河史研究领域内容最为全面详赡的一部著作“，“称之为我国运河修治史与运河文化史的一部‘百科全书’也不为过。”^[4]

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历朝历代直落兴亡的历史，一再反复地提醒当政者，欲“建久安之策，成长治之业”，就不得不认真地研究和思考治国方略这样一个至关重要的课题。“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中国传统社会的治国思想和方法，虽然在实践中各有侧重，各有利弊得失，但都包含着非常丰富的经验教训。这是先人给我们留下来的一笔十分珍贵的历史遗产，值得我们认真地加以总结，以为今天治国的借鉴。安先生主编的《治国方略》丛书（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由《历代明君治国方略》、《历代名相施政方略》、《历代名吏安民方略》、《历代名家用人方略》、《历代名将治军方略》组成，论述了先秦至明清4000多年的中国历史上历代名君、名相、名吏、名家、名将在治国、施政、安民、用人、治军等方面的思想言论和实践活动及经验教训。书中内容虽然讲的都是久远的历史，但均具有较强的现实针对性和广泛的适用性。各级领导干部可以从中借鉴治国安邦的思想和方法。一般读者也可以从中获得有益的历史知识，受到为人处事的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

（四）关于史科学及史学工具书研究

关于中国史科学的著作，在我国已出版多种，其中有通史的，也有断代的，有专科的，也有概论的，而且还有与史科学密切相关的历史文献学、史学史与史学概论等。可谓百花齐放，各有千秋。安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史史科学》（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2006年被列入“十一五”国家级教材规划），是受国家教委和福建人民出版社委托，为高等学校历史系中国古代史专业编写的一部教材，它吸收了目前史科学著作的长处，根据实际需要，从体系、结构到内容、方法都进行大胆的尝试和创新。该书的第一编对史料的概念、范围、结构和分类以及史料的一般性质和特征，史科学的研究任务、范围和我国史料学的发展的历史概况及其规律，史料学和历史科学及其他相关学科的区别和联系以及史料学在史学研究工作中的地位，史料学研究的多方面意义和方法等都作了理论上的探讨和说明。第二编将中国古代史的史料按其体裁和内容性质，分为考古史料、群经史料、诸子史料、纪传体史料、编年体史料、政书体史料、纪事本末体史料、传记史料、笔记和杂史资料、科技宗教和学术史料、地理方志和谱牒史料、文集史料、类书丛书和辑佚书史料、档案史料、国外史料等十五大类，以类相从，分别予以介绍。史料的介绍简明扼要，主要说明了史料的价值及最好的版本。这样既有助于读者有重点地了解某一类史料的发展线索和大概情况，又便于读者掌握古代史料的全面情况，既有利于断代史，专门史的研究者对史料的了解，也可以避免通常按断代史、专门史介绍史料时难以避免的重复。第三编是关于史料的研究和应用问题，即将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训诂学、考据学以及历史编纂学等基本知识引入了史料学，阐释了这些学科在史料学中的地位、作用和运用方法，并结合中国古代史史料学的特点，在传统史学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又引入了一些新的研究方法。总之，“这部《中国古代史史料学》，具有很高的科学性与系统性，堪称目前我国史学界最完整、系统和具有体系性的史料学著作，值得我们重视，也值得推荐给广大读者。”^[5]

安先生认为，中国历史源远流长，包罗万象。历史典籍，浩如烟海。人们常说：“一部二十四史，不知从何说起。”要想真正研究和掌握如此丰富的历史知识，的确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学习历史也是如此。为了帮助人们学好中国历史，前人已经编写和出版了许多历史工具书，并起到了很好的作用。然而，综观现有的工具书中，内容既丰富全面，体例又简明扼要，便于使用者尚不多见。老一辈史学家邓广铭先生曾提出：“年代、地理、职官和目录是研究中国历史的四把钥匙”。在正确的思想和方法指导下，只要掌握了这四把钥匙，就能打开历史学者以蕴藏丰富的宝库，就能学好中国历史。遵循这一思路，为了给广大史学工作者和史学爱好者提供研究中国历史的方便，安先生还致力于历史学工具书的编纂。古人说：“史之所难，无处于志。”而职官由于其名称、设置、职掌以及有关的各种制度，带有变化，要想完全掌握弄通它，困难程度更大。《简明中国历代官制词典》（齐鲁书社1990年版。）是安先生主编的一部查阅历代职官制度的工具书，为研究中国历代官制提供了很大的方便。该词典收录三千五百多个词条，其时限上自先秦下迄清末，收录词目的范围包括：中央和地方的朝廷重要命官；虽非命官，但在一般人心目中有影响的如亭长、里正、刑名、钱谷之类的小吏。有时单列官名，仍不足以说明有关职官制度，则官名、官署名并举。另外，有关官吏的选拔、任免、考核、奖惩以及爵秩、舆服、礼仪等各种制度，也在收录之列。该词典史实可靠，解释准确，简明扼要，体例统一，并注意吸收前人和当代的学术研究成果，以及有关词书的科学内容和优点，对学术上有争论的问题，或诸说并存，或以一说为主，兼述他说。另外，安先生还主编了《中国将相辞典》(明天出版社1990年版)、《两千年中国历史简表》(山东友谊出版社2000年版)、《论语辞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等。这些工具书都为研究历史提供了方便。

二、治学之道

1951年，安先生大学毕业后便被分配到山东师范大学(原山东师范学院)从事历史教学工作，至今已有半个多世纪了，可谓桃李满天下。他多次被评为优秀教师、先进工作者，受到多种奖励。他以渊博的学识、严谨的学风、高尚的品德，赢得了广大师生的推重与尊敬。安先生的教学是非常认真的，对所担任的中国古代史、中国历史文选、山东地方史、秦汉史等课程，都要查阅大量的历史资料，写成系统条理的讲稿进行讲授，而且还通过各种方式了解学生的实际情况，以做到有的放矢。他常说：“教师要备好讲好一堂课，自己懂了只能算是完成了一半任务，另一半任务就是要使学生也能懂得和掌握。”因此，他在讲课时，能做到心中有数，厚积薄发，深入浅出，深受学生欢迎。讲完课后，备课过程并没有结束，他还要进行一次检查，听取同学们的意见，如发现有不足之处，立即在讲稿上记录下来，以便以后讲课时注意改正和补充。因此，他的教学工作始终能保持一个新的水平。在教学过程中，安先生还十分注重古为今用，充分利用历史这门具有特殊教育功能的课程，有意识地通过若干历史人物的言行业绩、道德情操和成败得失等具体而生动的事实及其评价，使学生在获取历史知识的同时也接受了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思想品德教育和历史的经验教训。特别是他不仅重视向学生们传授丰富的历史知识，而且更注意培养学生的治史能力，使学生不但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他常引用神话传说中八仙之一吕洞宾点石成金的故事，来启发和勉励学生在学习中不要只想得到一点现成的“金子”，而是要掌握“点金术”。安先生认为，一个最好的教师和学术带头人，不仅要看他个人出了多少成果，更重要的是看他培养出了多少有成就的，甚至超过了自己的学生。除了平时青年教师和学生经常向他请教外，校外常有人慕名来信来访，他都热情接待，有问必答，有信必复。他的书桌上经常堆放着求教求荐的论文和书稿。对这些稿件，他都认真地一一阅读，提出修改意见，有些是亲自动手进行修改。这一切占用了他许多宝贵的时间和精力，但他从不厌烦。他认为“得天下英才而教之”，是人生的最大乐事。他甘作人梯，希望后人踏着自己的肩膀更上一层楼。凡与他有过交往的学生、青年教师和学者等都把他视为良师益友。现将安先生的教学与治学之道简要归纳如下，可能不够全面，也不够深刻，仅供有志于历史教学与历史研究的青年同志和朋友参考。

(一)正确选择研究方向和课题

马克思说：“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安先生认为，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自然史即所谓自然科学，人类史即人文社会科学。由此可见，历史内容极为丰富，自然、人文无所不包。仅以中国史而论，就分为中国古代史、近现代史、专门史等，这些都是现在国家规定的历史学的二级学科。即使对其中一门学科，要想完全掌握它，精通它，可以说，一个人用尽一生所有的时间和精力也是不可能的。这就有一个正确选择研究方向和课题的问题。确定研究方向和课题，首先，要服从国家的需要。近期公布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十一五’规划”中所规定的主要研究任务，也就是我们要考虑的大方向。例如关系历史科学创新发展全局起关键作用的问题，对弘扬民族精神、继承民族文化有重大作用的问题等。还要立足学术前沿，注重人们现实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社会生活中所存在的历史积淀和影响的问题，注重有发展前途以及多学科交叉的问题等等。确定研究方向和课题，既要考虑其现实意义，又要注重其学术价值。“不随一时之风气，而思千秋之绝业”(朱希祖语)。其次，确定研究方向和课题，还要考虑主客观条件。从主观来说，即个人的专业基础和志趣，也就是说，自己的专业理论、知识、能力和毅力能否完成课题的研究任务?从客观来说，主要是搜集和掌握资料的条件是否具备?在规定的时间内能否完成?所处的环境是否有利于研究等等。方向和课题确定之后，还要制定一个可行性和可操作性的规划，包括长远规划和近期规划。总之，一切都要从实际出发，从国家的需要出发，从自己的专业基础、能力、志趣以及各种环境条件出发，才能比较有成功的把握，才不致于因好高骛远或固步自封而流于空想，甚至半途而废。

(二)搜集信息，了解行情

“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败。”这是《孙子兵法·谋攻篇》中的一段话，意思是在战争中不仅要了解自己一方，也要了解敌人一方，这样才能有把握打胜仗。只了解自己，不了解敌人，有可能胜，也有可能败。既无白知之明，又不了解敌人，肯定要打败仗。安先生认为，学习历史也是如此。研究的方向和课题确定了，那你对这个方向、课题研究的过去、现状及未来发展的趋势应有所了解，包括国内外学术界的情况，这叫做了解“行情”。了解行情的方法，除了充分利用前人所做的与本行有关的书目、论文索引等工具书以外，还要亲自动手编制一些适合自己需要的索引(包括资料、摘要、书目、论文)，并随着研究的深入不断加以补充，以便按图索骥，及时掌握学术界前沿动态、问题的意义和价值(包括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现在利用计算机网络固然是现代化先进手段，用起来十分便捷，但也不可能完全代替上述的手工操作。通过以上手段和方法，就可以了解到史学领域内有哪些新的研究成果?有哪些有争议的或没有弄清楚的问题?有哪些失误?还有哪些被忽视的问题等等。了解这些，就可以科学地确定选题，集中精力，把主要力量放在前人还没有涉及或没有解决的问题上，从而在这个领域内努力向前推进一步。闭门造车是很危险的，辛辛苦苦搞了好几年，很有可能是无谓的重复劳动。自认为有所发明创新，也可能人家早已搞出来了；有些地方还有可能远远落在人家的后面。

安先生虽然主要致力于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但他也很注意国际史学界的动向。他认为，我们必须虚心学习人类文明的一切新成就，掌握史学研究的最新动态和研究成果，不作时代的落伍者。如果我们对国际史学界缺乏敏锐的观察，不虚心学习，固步自封，那么，在世界形势瞬息万变的情况下，我们的史学必将失去生命的活力。可以说，安先生之所以成果斐然，与他这种立足中国、面向世界的广阔胸怀和高瞻远瞩的学术素养是分不开的。

(三)要在研究视角上有所更新，即善于选择结合点和突破口

安先生认为，一般说来，衡量一篇学术论文或一部学术著作有无价值、或价值大小，主要看是否具备以下四项要素，即新资料、新视角、新方法、新观点。新观点是前三者结合自然产生的结果，不必多说。新资料当然重要，但要寻找文献典籍和考古资料中未经人们发现和使用过的资料并非易事。从何处入手，才能有所创新?也就是说，应从哪里突破?历史是一门古老的学科，人、事、物、典章制度等历史学科的主要方面，前人已做了大量的研究，有些问题很难再有什么新的突破，所以要改变传统的直线和单向思维方式，选择新视角就成为首先要考虑的问题了。苏东坡《题西林壁》诗有云：“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说的就是一个转换视角问题。众所周知，在军事上，最薄弱、最容易突破的是两军的结合部；自然界的生物杂交、学科之间的相互渗透，也有其结合点。历史研究也是如此，应选择那些结合点作为突破口。如秦汉有一种学官，叫作“博士”，博士制度前人已做了若干研究，几乎没有什么更多的疑难问题了。但是如果把博士制度与秦汉政治、教育、学术、文化等方面的关系结合起来看，就可以发现新的课题。博士制度还可以和其他问题相联系，如秦汉的博士大多出自齐鲁，那么“秦汉博士与齐鲁文化”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新课题。以上仅是一个具体的小问题，大之如秦汉史与先秦、魏晋南北朝等前后历史阶段的关系，与世界史的关系，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以及秦汉史研究如何为现实服务的问题等等，它们之间也有一个结合点或视角问题，找准结合点，转换新视角，在秦汉史研究中就可能有更大的突破和创新。

在具体研究方法上，安先生主张应跟上时代潮流。如他认为，要开展跨学科的研究，注意历史学和其它学科的结合，尤其要注意历史学同哲学、考古学、社会学、政治学、文学等的结合。这不仅可以丰富历史学的研究内容，而且还能够解决单一学科无法解决的问题。跨学科研究可以为我们研究历史提供一些史学与其他学科的结合点和突破口，并形成一些新的学科，如历史社会学，这是将社会学和历史学结合起来，用社会学的原理、方法研究历史问题：特别是研究历史上的社会组织、社会制度等。其他如历史人口学、历史地理学、历史人类学等，都是历史学和其他学科交叉形成的学科。目前，西方史学界跨学科研究的范围越来越大，有些研究虽然还存在争议，但它已对传统的史学观念带来了新鲜活力。史学要繁荣，要走出困境，需要多方面的努力，但史学工作者首先要提高自身的素质，视野要开阔，研究方法要革新。进行跨学科研究，寻找结合点和突破口无疑是一个重要方面。

(四)正确处理博与专的关系

安先生认为，治史贵在博大精深，没有渊博的历史知识，要达到精深的地步是不可能的。所谓渊博，也不是无所不知，无所不晓，再高明的医生也不能包治百病，但对其所学的专业和研究方向来说，不但要精通，扩而大之，凡是与研究方向有关的知识都应该通晓。所谓“竭泽而渔”，用在生产上，固不可取；但用于详细占有资料，则是必要的。北齐学者颜之推《颜氏家训·勉学篇》中有一句话：“观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当然，要说读遍天下书，在颜之推那个时代容或可能，而在唐宋印刷术发明以后，书籍浩如烟海的情况下，就不大可能了。但在自己研究的领域内，如秦汉史，还是要把应该读的书如前四史、《资治通鉴》、诸子书以及新发现的秦简、汉简之类，都是要读完的，也是能够读完的。不仅要读完，还要达到十分熟练的程度。什么是熟练程度?虽不一定像前人形容的那样，倒背如流，但至少要做到不论遇到什么问题，不用查书，就能够知道它的来源出处；提到某个人物、事件或某项制度，都应该知道它们与前后或同时另外一些人物、事件、制度的相互关系。如此方能上下贯通，左右逢源，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庄子有一句名言：“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意思是说，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而知识是无限的：以有限的生命去追求无限的知识，是很困难的。安先生认为，庄子的这句话是对的，但是他的结论却错了，所谓“已而为知者，殆而已矣”!既然如此而还去追求知识的人，那就更加困难了。他的错误就在于他认为既然以有限的生命不能获得无限的知识，那就不必枉费精力去追求知识了。这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消极态度，我们当然不能采取这种态度。为了获得必要的知识，我们可以把知识划在一定的范围或领域内，即变无限为有限，然后再用有限的时间去探索有限的知识，不就有成功的把握了吗?这里所谓的有限的知识，就是“专”的问题。历史文献，浩如烟海，要想全部精通，那是不可能的。应有所选择，有所侧重，或一个课题，或一个领域，全力钻研，锲而不舍，直到弄通为止，切忌好高骛远，浅尝辄止。就以大学历史系设置的课程来说，要想门门精通，也是不可能的。最好的办法是从一入学开始，至迟从二年级开始，就应当选择一门课，或断代，或国别，或专史作为自己学习的重点，一直持续不断地学习到毕业为止，这样必有所获。当然，这不等于说，只是孤立地抓住这一门课，而放弃教学计划以内的其他课程的学习。有重点并不等于取消一般，没有一般也就谈不上重点。凡是教学计划以内的课程都很重要，都要学好。例如，学习秦汉一段的历史，如果没有中国通史、世界通史的基础知识，秦汉史也是学习不好的。秦汉就好比历史全局的一个棋子，这个棋子在全局中占有什么地位?彼此问有什么关系?这些问题不了解，你这个棋子肯定是走不好的。还有哲学、政治经济学、古代汉语、外语等课程，都是学好秦汉史必不可缺的理论课、基础课和工具课。反过来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如果重点解剖了秦汉这一段历史，那么在探索历史规律和研究方法等方面肯定也会对其他课程起着促进作用。这就是“专”和“博”的辨证关系，正确处理好这二者的关系，在专业学习上就会出现“一马当先，众马奔腾”的生动活泼的局面。

(五)正确处理继承与发展的关系

梁启超把唐代刘知几所论史识、史学、史才与清人章学诚所论史德，合称为“史家的四长”，他认为“要想做一个史家，必须具备此四种资格。”安先生结合自己的治学经验对梁启超的观点进行了新的诠释。安先生认为，历史研究必须有正确的理论作指导，这便是“史识”。虽然古人研究历史的理论各有不同，多种多样，但都带有这样那样的缺陷、偏差。已被实践证明了的唯一正确的理论，便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因此，必须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真正的把握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观点和方法。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认真读书，一些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是要列入“必读书目”的。值得注意的是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研究历史时，切忌教条化，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历史和现实相结合。有了正确的理论作指导，还需具有研究历史的基本功，这便是“史学”。过去老一辈史学家常说治史要掌握四把“钥匙”，即年代、目录、职官、地理。这是治史的入门科目。研究人、事、制度，首先要搞清时代。古时纪年，有的以国君或诸侯在位的年份；有的用干支；自汉武帝起，始用年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用公元纪年。对这几种纪年都必须了解。不过，现在这个问题不是一件难事，有多种《中国历史纪年表》可供使用。再说，研究历史上的人和事，几乎都要涉及到大量的官名。各朝各代的官制又各不相同，有时官名相同，但职权大不一样。要研究一个人，一件事，还得知道他是何方人氏，这事发生在什么地方，这是地理学回答的一个问题。古时州郡县等行政区划的名称、所辖地盘常有变动，不了解是不行的。另一方面，研究一个地区的经济、文化，也少不了地理分析。研究历史，需收集材料；要收集材料，就得懂目录学，知道到那里去找你所需要的材料。当然，仅有这四把“钥匙”还不能登堂而入室，还需要有其他方面的基本功，如文字、声韵、训诂、校雠等，这些都是治史的入门科目。

历史作为一门学科，现在被划入人文社会科学，但历史的内容是包罗万象的，因此，治史也就不仅需

要人文社会科学的基本知识，还需要自然科学的基础知识，如天文、数学、物理、生物、化学等。没有这些方面的知识，有些问题是难以解决的。譬如，《史记》中有篇《天官书》，不懂天文简直就是“看天书”了。除了这种专门的天文文献外，其他文献中也往往夹杂着一些天文问题，不懂天文就影响了对文献的理解。

研究历史不仅要有基本的功夫，还需具备研究历史的基本技能。这便是“史才”。搜集、整理材料，是一项重要的基本技能。中国典籍，浩如烟海，怎样才能查找到你所需要的材料?一本本地翻检当然是可

以的，但靡时费日，事倍功半，而利用《索引》、《引得》就省事一些。搜集材料还有个著录方式问题。前人常用的方式大体有四：一是眉批，二是笔记，三是卡片，四是札记。这四种方式中，做卡片是最受推重

的一种，它使用灵活，同一类问题归为一档，根据需要，提取卡片，用毕归档；做另一个题目时，再按新的需要提取，做出新的排列组合。搜集到的资料，还需要进行辨伪，不可拿来就用。

写作，是一项重要的技巧。怎样才能提纲挈领，写出一篇好文章来?安先生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每人可能有不同的方法，但有一个问题是相同的，即一篇好文章，应围绕中心展开，纵向考察，横向联系，既要考察所谈问题的源与流，又要分析与它相关的其他事物，阐明它们之问的关系。写文章是给人看的，文笔要流畅，用词要准确。历史文章与文学作品不同，不能杜撰编造，但也要讲求文采，尽量把文章写得优美一些。另外，历史文章还应注意逻辑，用词需把握“文不害义”这个限度。一味追求辞藻华美，影响了观点的表述，是得不偿失的。

研究历史，必须实事求是，不虚美，不掩恶，此即“史德”。“德者何?谓著书者之心术也。夫秽史者所以自秽，谤书者所以自谤，素行为人所羞，文辞何足取重?”秉笔直书，是中国史学家的优良传统。安先生认为，我们今天应弘扬秉笔直书、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惟有如此，才能使历史成为信史。

安先生认为，要想做一个合格的史学家，必须具备识、学、才、德四项素质。但是，仅有识、学、才、德是不够的，还要强调创新精神。什么是“创新”?创新决不是无根据的标新立异，别出心裁。那样的“创新”是要不得的。真正的创新应该是：对前人的研究成果有继承和发展；对今日和以后的史学研究，有启迪意义和导向作用。当然，在某个具体的问题上，把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再向前推进一步，也是创新，但更重要的创新，是那些具有方向性、导向性的研究。

安先生认为，治史如学书、学画，要博采众家之长，方能成一家之言。博采众家之长，不仅仅是吸收已有的研究成果，在前人奠定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更为重要的，是借鉴别人治史的方法。对这两个方面，初学者往往注意了前者而忽略了后者。譬如读书看文章，往往只看作者写了些什么，很少研究一下作者是怎么写的。实际上，被忽略了的是很重要的东西。读书看文章，除了了解书和文章的内容外，应多花些精力去琢磨一下作者的思路，他们是怎样提出问题，又是怎样解决问题的?他们是怎样布局谋篇?层次如何安排?又是怎样表述的?等等。要做到这一点，初学者最好选读一些经典著作或范文，像郭老、范老、翦老等史学大家的文章，认真研究一下他们是怎样写书、写文章，怎样研究问题的。当然，每个人甚或每个人的每部著作、每篇文章，都有不同的目的、思路和写作方法、技巧，我们要取其所长，再加以融会贯通，这样才能不断有所提高，有所进步，有所创新。

“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中国史学不仅有“通古今之变”的优良传统，而且有鉴古知今，古为今用的优良传统。司马迁作《史记》，就是为了“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司马光写《资治通鉴》，更是明言要借用历史这面镜子为封建统治者提供治理国家的经验。当然他们都是封建史学家，他们所总结的历史经验，往往带有很大的片面性和局限性。安先生认为，研究历史免不了要钻故纸堆，但这只是做学问的一条途径，而不是目的之所在。目的是从这个过程中总结和发掘历史智慧，认识和掌握历史发展规律，从历史的规律中去探索中国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必由之路，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要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对于周、秦、汉、唐、宋、元、明、清几个较大的朝代兴衰，历代重要制度的利弊，重要历史人物的活动和重大事件的成败得失，等等，都应作较充分的论述。对于祖国伟大的民族英雄、革命领袖、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科学家、文学家和艺术家等的言行业绩及道德情操都应重点评介。对于祖国优秀的文化遗产也应作较充分的介绍。通过历史研究，对广大民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思想品德教育。因此，一方面，要把历史研究定位于真实的历史和历史的真实，另一方面更把历史研究的目的定位于今天，定位于当代社会，直接用史学来观照社会的发展。总能从芜杂、纷繁的历史人物和事件中理出历史发展的脉络和趋势，再从这种脉络和趋势中发现闪光的历史智慧，寻找可供镜鉴的历史亮点。在安先生渗透血汗的文章中，布满着对历史的关照，更充满了对现实的思索。

(六)治史贵在乎通

安先生认为，中国史学一个优良的传统就是强调“通”。所谓“通”，就是要认识和掌握历史发展的规律。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作《史记》，“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他不可能正确认识和掌握历史发展规律，但他能注意到“通古今之变”就是很了不起的事。我们今天讲求“通”至少应从三方面下功夫：

一是纵向的“通”，也就是弄通历史的来龙去脉，或者叫做纵向联系、逆向考察和顺向考察。中国历史悠久，内容庞杂，千头万绪，要想从中理出一个头绪来，的确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但也并非无规律可寻。首先，要弄通每一个社会形态的最本质的特征以及形成这些特征的原因。在叙述复杂的历史事实和各种历史现象时都要能反映出这些特征来，这样就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去认识和把握每个社会形态中的最本质、最关键的问题。其次，要弄通前一个社会形态如何向后一个社会形态的转变，这个转变过程是通过哪些环节完成的。第三，每一个社会形态又各有自身的历史发展阶段。不仅要弄通每个社会形态内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最本质特征及其形成的原因，还要弄通前一个历史阶段怎样向后一个历史阶段的转变。二是横向的“通”，也就是要弄通每一种事物与其左邻右舍的关系，或者叫做横向联系。例如，每一个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都不是孤立的，而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应该注意阐明其问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关系。以西汉初年的历史为例，汉初的社会经济恢复和发展，是和当时统治者的休养生息政策分不开的，而这种政策又是在黄老“清净无为”思想指导下制定的，同时这一切又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秦汉之际阶级斗争的影响。再者，横向联系也不能仅仅限于本国史，还要和处于同一社会形态或同一时期的外国历史相联系。例如，中国奴隶制和封建制有些什么特点，只有和其他国家如西方古典的奴隶制、封建制相比较，才能显示出来。

三是类通，也就是以类相从，逐类贯通。例如，对每个社会形态以及每个社会形态中各个历史发展阶段的生产力发展状况、特点或标志，土地制度和租赋兵徭役制度的变化，阶级关系的变化和阶级斗争的特点，典章制度和思想文化的发展变化，民族关系和中外关系的发展变化以至于历代疆域的沿革等进行分类研究，使其自成体系，认识和掌握每一类事物发展的线索和规律。已故的几位著名史学大师如郭沫若、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白寿彝诸位先生都写有中国通史，他们无不在“通”字上下了很大功夫，这种治史的精神和思想方法，很值得我们学习。

(七)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

安先生认为，在学术研究领域，无论采取哪种方法，都应当鼓励支持大胆尝试；但无论哪一种方法都不能代替马克思列宁主义。史学工作者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并努力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这是学习和研究中国历史的最根本的途径。当然，我们不能把马列主义当教条，不能用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研究欧洲历史所得的个别结论，按照欧洲国家的历史模式来硬套中国的历史。每个国家的历史，都有自己的特点，即使是处于同一种社会形态，也各有不同模式。事实证明，无论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都不是只有一种模式，而是有多种模式。中国历史和其他国家的历史一样有着人类社会共同的发展规律，但也有自己特殊发展规律。这就是中国的国情。以中国的奴隶制社会为例，自从原始社会瓦解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父系血缘组织仍以家族和宗族的形态长期保存下来，氏族公社的公有土地也没有直接发展为私有，而是转变为奴隶主国家土地所有制，即井田制。在井田上劳动的生产者庶人，形式上虽然还是公社成员，实质上是一种宗族奴隶。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奴隶制国家政治体制，虽然保存了若干原始民主的残余，但并不存在像古代希腊、罗马那样的民主制度，而是一种等级制的君主专制制度。这就是中国式的奴隶制。中国的封建制也有自己的许多特点，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已作了精辟的论述，这就是：(1)封建的统治阶级……地主、贵族和皇帝拥有最大部分的土地，而农民则很少土地，或者完全没有土地。农民用自己的工具去耕种地主、贵族和皇室的土地，并将收获的四成、五成、六成、七成甚至八成以上，奉献给地主、贵族和皇室享用。这种农民，实际上还是农奴。(2)不但地主、贵族和皇室依靠剥削农民的地租过活，而且地主阶级的国家又强迫农民缴纳贡税，并强迫农民从事无偿的劳役，去养活一大群的国家官吏和主要是为了镇压农民之用的军队。(3)保护这种封建剥削制度的权力机关，是地主阶级的封建国家。如果说，秦以前的一个时代是诸侯割据称雄的封建国家，那么，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就建立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仍旧保留着封建割据的状态。在封建国家中，皇帝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在各地分设官职以掌兵、刑、钱、谷等事，并依靠地主绅士作为全部封建统治的基础。毛泽东同志的这些论述，就是中国式的封建社会。他为我们研究中国历史，提供了一个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的光辉典范。

(八)业精于勤，持之以恒

安先生认为，一个人的成长固然受到诸多客观因素的影响和制约，然而与自己的努力也是分不开的。有些青年教师和学生请他传授一些治史的秘诀，他就说：“我没有什么秘诀，如果说有，那就是‘业精于勤’四个字。凡是真正做学问的人，都主张三勤，即眼勤、脑勤、手勤，也就是勤于读书、勤于思考、勤于写作。勤奋出成果，这是个真理。没有面壁十年的精神，是作不出真正学问的。凡是有成就的学者，都要经过热桌子与冷板凳的锻炼。”做学问要持之以恒，但这不是说时时刻刻都要把精力用在做学问上，相当一些人还要兼做其它事情，只能断断续续地搞研究。在这种情况下，就要处理好整与零的关系。所谓“整”，就是专业方向或研究课题的整体规划，一旦确定下来，就不要轻易改动，切忌浅尝辄止，见异思迁，否则事倍功半，甚至一无所成。所谓“零”，就是不要贪图“一口吃个胖子”，一个整体规划决不是一下子就能解决得了的，应该把它分解为若干具体的小问题，一个个地加以解决，这叫“化整为零”。等到所有的小课题基本解决，然后再归纳综合，从而形成一个较完整的体系，这叫“化零为整”。学会这种方法，即使工作再忙，条件再差，只要坚持不懈的努力，就一定能出成果。反过来说，从“化整为零”到“化零为整”，也有利于坚持不懈、持之以恒。

安先生认为，历史研究的成果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成品，即比较成熟的作品；一类是半成品，或者仅是毛坯。前者比较容易发表，而后者则不容易发表。有的时候，由于某种原因，即使是成品，也不一定都能发表。初学者或无名的小人物往往会遇到这种情况：辛苦几年，有了研究成果，总希望能有发表的机会，但是这种机会却又很少，一而再再而三地多次退稿，就会使这些同志在科学的大门外望而却步，以致半途而废。一个有理想有使命感有事业心的青年绝不会在退稿面前打退堂鼓。重要的是个人是否尽了最大努力，有没有成果，即使是不成熟的半成品，甚至毛坯也好，这些东西在手中积累多了，就有了“后劲”，就会增加信心，暂时不能发表，无关紧要，只要继续努力，精益求精，迟早会被学术界所公认的。要知道一些成名的史学界老前辈，也有过不知名的时候，由不知名到知名，不仅包含着一个艰苦劳动的过程，也包含着一个挫折和失败的过程。所谓“一举成名”、“一鸣惊人”，如果不是幻想，肯定也要经历上述过程，不过这些幕后的事容易被人所忽略罢了。安先生认为，积累成品、半成品或毛坯的工作主要应该放在年富力强的时候去完成，到了老年，还可以凭借丰富的治学经验，再做些加工提高的工作，使之更加成熟。否则，等到年事已高，再回头做积累的工作，就来不及了。在这方面，前人也是有教训的，有的人年轻时书读得不少，知识也很丰富，但懒于写作，手中没有存稿，到了晚年，或者两手空空，或者只有一堆杂乱无章的资料，虽欲有所作，但力不从心，也只有徒叹奈何了。

现在，安先生虽已年届80，但老而弥笃，仍在史学园地里辛勤耕耘。他常用曹孟德的名言“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激励自己。他要“活到老，学到老”，“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祝安先生健康长寿，永葆学术青春。

参考文献：

[1]《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l卷，人民出版社，1972．

[3]刘蔚华.《祝贺多卷本<山东通史>出版》，《大众日报》1996年1月24日.

[4]朱士光.《一部内容详赡视角新颖的地域文化史》，《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2年第l期。

[5]高敏.《读安作璋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史史料学>》，《中国史研究动态》1995年第4期。

(原文载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主管《高校理论战线》2007年第2期，转载时略有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