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学者]张汉东:良史春秋笔 名师齐鲁风——记著名史学家安作璋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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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06月18日 1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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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作璋先生，一个衣着朴素的大学教授，一位平易近人的慈祥老人，一颗学术界的璀璨明珠。作为海内外知名历史学家，先生在中国古代史、历史文献学、山东地方史，尤其是秦汉式的研究方面，均有很高造诣。半个世纪来，他一直在大学从事教学与科研工作，而今已是年逾古稀，桃李满天下，并以丰富的著述、渊博的学识、高尚的品德、名师的风范，赢得了学林和社会各界的极大尊重。先生功多而不矜，名声而不傲，发愤忘食，老而弥笃，正以神采奕奕的饱满热情与时俱进，为祖国的历史科学研究和文化教育事业而辛勤工作。
七十载风雨坎坷
这位朴素教师，毅力惊人而步伐顽强，艰难地走过了漫长的坎坷路程。
1927年冬末，安作璋出生于山东曹县城内文庙旁一户书香之家，黑漆大门两边那幅“忠厚传家远，诗书继世长”的对联，不仅表明了主人的家世和身份，而且深深地刻印在少年时代安作璋的记忆中。1937年小学毕业，是指抗日战争爆发，因不愿接受日本奴化教育，转到乡下私塾读书。在家庭熏陶和师长教诲下，他先后读完前四史和《资治通鉴》等书，从而产生了学习历史特别是秦汉史的志趣。1944年秋，他随流亡学生辗转到皖北阜阳，进入山东第二临时中学读书。当时衣食艰难，疾病流行，安作璋身患疥疮、疟疾、关节炎三种疾病，但他仍然苦读不辍。他不仅文科各门功课名列全班前茅，而且在贫病交加中以极大毅力补学了因故缺修的全部理科课程。1947年中学毕业，安作璋以优异成绩考入齐鲁大学文学院历史系。遗憾的事，长期的关节炎折磨夺去他双腿的健康，从此他只能举步维艰，在崎岖的人生路上奋力前进着。在齐鲁大学，他接受著名史学家张维华等先生指导，着重攻读秦汉史。因经济困难，半工半读，十分珍惜每一寸宝贵光阴。他午夜之前极少休息，总是如饥似渴地广泛阅读着先秦和秦汉的各种文献，前四史被他翻烂两套，四易寒暑竟逾七个假期没有回家。他当年的大学同学曾经回忆说：“那时课堂上老师提问题，安作璋能熟练地指出该问题在前四史中的哪一史哪一篇甚至哪一段落。”可见其学生期间的用功之勤和读书之精。
安作璋一生经历了新旧两个时代。在人生观方面，他先是接受了传统的儒家学说，后又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他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把儒家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精神概括为“道德学问”四字，以此作为个人终生奋斗的目标。他认为，人的一生不能虚度，应该做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一个有学问的人。就是凭着这种信念，他没有因为身患残疾而消沉、绝望，而是更加勤奋。他常用司马迁在困境中说过的一段话激励自己：“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他终于从逆境中走了出来，踏上了通往成功的人生道路。他在回忆起自己齐鲁大学读书这段经历时，曾无限感慨地说：“这是我一生的十字路口，所幸的是凭着信念和意志迈出了正确的一步。因此，我体会到人总是要有一点精神的，不然，精神一垮，将一事无成。”在治学方法上，安作璋也是先后接受了两种思想，先是受了清乾嘉学派的的浓郁熏陶，后又受了历史唯物论的深刻影响，这为他日后深入学术研究并形成自己严谨的治学风格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大学毕业之后不久，安作璋便很快以他的学术成就引起了史学界的注目。
1951年，安作璋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山东师范大学（原山东师范学院）历史系任助教。他一面担负着繁重的教学任务，一面孜孜不倦的继续进行科学研究。1955年，安作璋晋升为讲师。同年，他的第一部史学著作《汉史初探》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一部包括多篇论文的汉史论集，其中大都是作者首次提出并力图解决的重要课题。论集受到高度评价，在青年史学工作者中产生了很大影响。四年后，他的另一部学术专著《两汉与西域关系史》问世。该书论证翔实，在中国西北史的研究领域具有重要地位，在当时的苏联史学界产生了强烈反响。这两部著作和相关论文的发表，初步奠定了安作璋的学术地位，也展示了一个顽强拼搏者的人生价值，证实了坚韧意志中所蕴涵的信心和力量。面对成绩，安作璋并未沾沾自喜，他认为自己只不过迈出了成功的第一步，离马克思所说的那个“光辉的顶点”还相当遥远，必须再接再厉，继续攀登。十年动乱期间，他被戴上“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遭到隔离和批斗。那些年月是非颠倒，学术研究简直就等于犯罪，而安作璋却没有停止专业研究。他坚信祖国需要经济文化建设，历史必不抛弃学术，迟早会迎来一个科学的春天。他常常是白日挨批斗，夜间在家密封灯光，悄悄工作，通宵达旦。当十年动乱结束不久，他以大批科研成果著称于世时，人们惊讶了。但在当时，除了妻子陈有今和少数几个知己朋友，谁能了解其中的奥秘和甘苦滋味？
从上世纪80年代起，安作璋先生的学术研究因日益受到领导的重视和支持，而走上一条迅速发展的顺利之路。他在给社会贡献出杰出成就时，也得到了社会的厚重汇报。1980年他被破格越级晋升为教授。此后，曾五次荣获山东省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历任山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副会长、山东省史学会副会长、山东地方志学会副会长、山东大学历史系兼职教授等职。1987年被推选为中共十三大代表，1988年被授予“山东省专业技术拔尖人才”荣誉称号，1991年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3年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博士生导师。同时他也受到国外学人尊重，被誉为“今日秦汉史学界的重镇”。
千万言著述文章
这颗学林明珠，学术品位高，文章著述多，享誉各界而知名海外。从1978年到2001年的二十余年间，先生除了修订再版著作，又陆续出版了《班固与汉书》（后增订为《班固评传》）、《秦汉农民战争史料汇编》、《秦汉官制史稿》（与熊铁基合著）、《秦汉官吏法研究》（与陈乃华合著）、《刘邦评传》（与孟祥才合著，后增订为《汉高帝大传》）、《汉光武帝大传》（与孟祥才合著）等书，并主编出版了《中国史简编》、《中国古代史史料学》、《秦汉史》（与田昌五合编）、《中国通史·秦汉卷》（与白寿彝、高敏合编）、《中国运河文化史》、多卷本《山东通史》、大型丛书《山左名贤遗书》等多种。此外，还发表学术文章一百余篇。加上即将出版的书稿，共约2000万字左右，真可谓洋洋大观。
早在上世纪50年代《汉史初探》、《两汉与西域关系史》二书问世，先生就已初展学术风采。上述诸书，也无一不是品位较高的学术性研究成果，尤其《秦汉官制史稿》、《刘邦评传》、《山东通史》、《中国史简编》等书，都不愧为近年史学领域内受到高度评价的杰出之作。
《秦汉官制史稿》是我国第一部大型断代官制史。该书资料宏富，考订翔实，对秦汉中央和地方官制的来龙去脉、发展演变、机构设置、百官职掌以及官吏的选拔、任免、考核、奖惩等各项政策与制度，无不详加论证，提出独到见解，受到海内外学界的重视和称引，被誉为“秦汉史研究中的一项丰硕成果”，“在许多方面有新的开拓，它的出版在中国官制史研究的漫长过程中树立了又一块新的里程碑”。《刘邦评传》是研究刘邦的一部大型学术专著。该书将刘邦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和群体中进行考察、分析和研究，正确地阐明了英雄与时代、英雄与群体的关系及英雄的历史作用，同时对秦末汉初这段历史上许多发人深省的经验教训和一些有争议的历史问题，也作了深入的探讨，提出了卓越见解，“不仅是刘邦的个人传记，而且还是一部翔实的西汉立国史”，“其中不少人，可以说是在司马迁、班固之后，第一次对他们做了科学的评述。”《山东通史》8卷10册400余万字，是“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方法研究山东地方史的开创性著作”、作为“我国地方史研究的一项重大成果”，它“以其丰富的内容，翔实的材料，恢宏的规模，浓郁的地方特色而独树一帜”，“在区域史研究园地中的开创之功是值得称道的，它的价值将随着两个文明建设的日益进步而被人们越来越重视”。上述三书均获山东省社科一等奖，以上所引评论文字皆出自名家之手而载之于《中国社会科学》、《中国史研究》、《光明日报》等多家权威学术报刊。《中国史简编》艺术提纲挈领，简明扼要，叙述有条而不紊，观点清新而不俗，内容丰富而易懂，“既是一部学术专著，又是一部实用性强的教材”，1988年经国家教委审定，被列为全国高校文科通用教材。最近出版的《中国运河文化史》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深入全面的研究了运河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填补了我国运河文化研究的空白。
先生的丰富著述和高品位学术研究，不仅赢得齐鲁各界的尊重，赢得国内学人的尊重，也赢得了许多国外汉学家的由衷赞佩和极大敬重。有的日本汉学家称他为“秦汉史之大家”，有的则把他们装订精致的个人学术专著寄来请教，谦称“您的学生”、“后学”。1989年10月，先生应日本关西大学和学术振兴会的邀请，赴日本进行为期一个多月的讲学和学术交流活动，其间在“日本秦汉史研究会”成立大会上作了关于秦汉史和山东地方史研究的学术报告。他的精辟的见解和渊博的学识使许多日本学者为之折服，在日本史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
满天下桃李风范
这位慈祥老人，桃李满天下，有爱国热情，有师长风范，有高尚情操。
2001年9月9日教师节前夕，山东师大为安作璋先生举办从教50周年纪念会。弟子千里而至，各界前来祝贺，济济一堂，喜气盈门。徐北文先生送有一幅对联：“良史春秋笔，名师齐鲁风。”工整淡雅，朴实无华的反映了先生的道德学问。
先生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半个世纪以来，无论治学还是教学，处处都体现了他的爱国思想感情。他认为治史不单纯是学术问题，而是为了鉴古知今，古为今用，即认识和掌握历史规律，从历史规律中去探索中国发展的必由之路，发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为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否则也就失去了历史科学的价值。其《秦汉官制史稿》，注重从中央集权制的角度探索中国多民族国家的统一问题。《两汉与西域关系史》，以翔实资料论证自西汉中叶设置西域督护府后，今新疆和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广大地区就归入中国版图，新疆在二千多年前就已投入祖国怀抱，成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这是历史的选择和必然归宿，有利于新疆与祖国内地的联系和发展。先生经常从事校外社会活动，其中许多工作是协助地方政府编修地方志和开发历史文化资源，只要地方政府有所咨询请求，他总是立即放下手头工作，热情接待，有时要花费许多时间查找资料，还经常亲临现场指导，以便更好地为地方经济和文化建设服务。先生还十分关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青少年儿童的思想道德教育，曾多次发表诸如《传统道德与精神文明》、《说孝》、《为国·为学·为人》、《教人之道首重发蒙》等类文章，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好的影响。苗枫林先生说：“几千年的历史长河，把我们与古人之间隔开得非常遥远。但是，安先生却把这个遥远距离拉得近些再近些，并且不时地在他的书房里，把早已尘封了的古代事件磨莹成清澈照人的历史规镜，给人以启迪，以感悟，以力量。”这些都表现了先生那饱满的爱国热情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先生的教学非常认真，他对所担任的中国古代史、中国历史文选、山东地方史、秦汉史等课程，都查阅分析大量资料而写成系统条理的讲稿，讲课时能做到厚积薄发，深入浅出，颇受学生欢迎。他不仅善于传授历史知识，而且注重培养学生的研究能力。他常引用神话传说中八仙之一吕洞宾“点石成金”的故事，来启发和勉励学生在学习中不要只想得到一点现成的“金子”，而要掌握“点金术”。尤其是他十分注重古为今用，充分利用历史这门具有特殊教育功能的课程，有意识地通过若干历史人物的嘉言懿行和成败得失等具体而生动地实施及评价，使学生在获取历史知识的同时也接受了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思想品德教育和历史的经验教训，从而收到了很好的教学效果。他把“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视为人生最大乐趣，不仅尽心尽力地向在校学生传授治学心得，而且对于校外的慕名来访者，不论教师、学生、社会青年、机关干部等，一概热情接待，有问必答；对于各方寄来求教求荐的论文书稿，也都是一一认真阅读，提出修改意见。为此，先生费去不少宝贵时间，但他从不厌烦，表现出宽厚热忱、诲人不倦的师长风范。先生的高尚道德情操潜移默化的教育者学生，如此年复一年，送走一批批合格毕业生，又迎来一批批渴望求知的青年学生，如今“春华秋实，桃李满天下”，他们以先生为楷模而成为教学骨干，而成为知名学者，或在各个岗位担任领导职务，为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发挥着重要作用。
安先生是一位品学兼优的杰出历史学家，同时也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有着常人的爱好和情趣。他喜欢书法，其书法典雅隽秀，带有书卷气，日本学者视若珍品。但他从不轻易示人，认为自己的书法只是一种自我陶冶，不足为他人道也。虽然他行路不便，但他的足迹却留在了黄河上下、长江南北。他登过河南的嵩山、安徽的黄山、四川的峨眉山、青城山以及山东的泰山、崂山，也到过许多历史名城和古代遗址。这对于一个举步维艰的人来说，当然不是单纯地游山玩水，而主要是借此开拓胸怀，扩大视野，增长见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是历史的格言，也是安先生生活中的一种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