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作璋先生传略

张汉东 王克奇 贡绍海

安作璋教授是国内外知名的历史学家，他在中国古代史、历史文献学、山东地方史，尤其是秦汉史的研究方面，均有很高的造诣。在半个世纪中，他一直在大学从事教学与科学研究工作。而今他已年逾古稀，不仅桃李满天下，而且以丰富的著作、渊博的学识、严谨的学风、高尚的品德，赢得了学术界、教育界的广泛推重与崇敬。但他毫无骄矜之气，认为学无止境，活到老，就要学到老，立志要为发展祖国的教育事业和历史科学而奋斗终生。

一

1927年冬末，安作璋出生于山东曹县城内文庙旁一户书香之家，黑漆大门两边的那幅“忠厚传家远，诗书继世长”的对联，不仅表明了主人的家世和身份，而且深深地刻印在少年时代安作璋的记忆中。1937年，安作璋小学毕业，适值抗日战争爆发，他因不愿接受日本的奴化教育，毅然转到乡下私塾读书。在家庭的熏陶和师长的教诲下，他先后读完了《资治通鉴》和前四史等书，因而萌发了学习历史特别是秦汉史的志趣。1941年，他所在私塾改名为山东省十四联中二分校。这所学校在日寇的不断侵扰扫荡下到处流亡，一年多后，就被迫解散，留下的一小部分师生则继续隐蔽在乡间，以私塾的名义坚持教学活动。1944年秋，安作璋怀着一片爱国的赤诚，又随流亡学生辗转到了皖北阜阳，进入山东第二临时中学读书。时值抗战期间，绝大多数学生又都和家庭失去联系，生活十分艰难，住的是临时用泥土垒起的草房，吃的是发霉的高粱米、窝窝头，还经常被校方无故克扣，这又导致了疾病的滋生和流行。当时，安作璋虽身患三种疾病（关节炎、疥疮、疟疾），仍苦读不辍。由于他的努力不懈，文科各门功课均名列全班前茅。但数理化较差，在生活极其困难和疾病的折磨下，他又以极大的毅力，用了整整三年的时间补上了理科的全部课程。1947年，中学毕业，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并考入了齐鲁大学文学院历史系。遗憾的是长期关节炎的折磨夺去了他的双腿健康，他只能在崎岖的人生道路上艰难前进了。

安作璋一生经历了新旧两个时代，先是接受了传统的儒家思想的影响，以后又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他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把儒家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思想概括为“道德学问”四个字，以此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他认为，人的一生不能虚度，应该做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一个有学问的人。就是凭着这种信念，他没有因身患残疾而消沉、绝望，而是时常用司马迁说过的一段话“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来激励自己。他终于从逆境中走了出来，踏上了通向成功的人生道路。有一次安作璋教授在回忆起这段经历时曾无限感慨地说：“这是我一生的十字路口，所幸的是凭着信念和意志迈出了正确的一步。因此，我体会到人总是要有一点精神的，不然，精神一垮，则将一事无成。”

进入大学之后，安作璋多年的梦想终于如愿以偿，置身于神秘的学术殿堂令他激动不已，琳琅满目的图书又使他常常废寝忘食。大学期间，安作璋在著名史学家张维华等先生的指导下，开始着重攻读秦汉史。由于当时经济困难，他半工半读，如饥似渴地广泛阅读先秦及秦汉各种历史文献。四易寒暑，有七个假期没有回家，他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用于钻研学问上，一切的娱乐活动与他无缘，从不浪费半点时间，午夜之前很少休息。有时躺下休息后，仍在思考问题，一旦有所发现，便立即披衣起床，笔之于书，真可谓到了寝不安席的地步。正是这种惜时如金、孜孜不倦的求知精神和坚韧不拔、刻苦钻研的学习态度，使他对先秦及秦汉的史料达到了相当精熟的程度，前四史竟被他翻破了两套。据他齐鲁大学的同学回忆说：“课堂上老师提问题时，安作璋能熟练地指出该问题在前四史中的哪一本哪一篇甚至哪几页上”。

在治学思想和方法上，他先是受了乾嘉学派的熏陶，而后又受了马克思主义史学著作的深刻影响，这为他研究秦汉史并形成自己严谨的治学风格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大学毕业之后不久，安作璋很快便以他的学术成就引起了史学界的注意。

二

1951年，安作璋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山东师范大学（原山东师范学院）历史系任助教，1955年晋升为讲师。这期间，他虽然担负着繁重的教学与科研工作，但却能很好地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使科研与教学相互促进，共同提高。他教学的认真是很有名的，对所担任的中国古代史、中国历史文选、山东地方史、秦汉史等课程，都查阅和分析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写成系统条理的讲稿，而且还通过各种方式了解学生的实际情况，以做到有的放矢。他常说：“教师要备好讲好一堂课，自己懂了只能算是完成了一半任务，另一半任务就是要使学生也能懂得和掌握。”因此他在讲课时，能做到心中有数，厚积薄发，深入浅出，深受学生欢迎。讲完课后，备课过程并没有结束，他还要再进行一次检查，听取同学们的意见，如发现有不足之处，立即在讲稿上记录下来，以便此后讲课时注意改正和补充。因此，他的教学工作始终能保持一个新的水平。特别是他不仅重视向学生们传授丰富的历史知识，更加注重培养学生的治史能力，使学生不但知其然，而起知其所以然。他常引用神话传说中八仙之一吕洞宾点石成金的故事，来启发和勉励学生在学习中不要只想得到一点现成的“金子”，而要掌握“点金术”。因而，他所教的学生在毕业后的工作中都能很好地胜任教学与科研工作。学生们也都反映说：“听安老师的课，既学到了知识，又获得了方法，而且安老师讲课总能牢牢地抓住同学们的注意力，让人听起来绝无枯燥乏味之感。”

在认真从事繁重的教学工作的同时，安作璋的学术研究工作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1955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他的第一部史学著作《汉史初探》，这正是他在大学时代日积月累而成的汉史论文集。这本书包括六篇论文，主要探讨了有关西汉农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西汉皇朝对农业生产的经营管理以及租赋徭役等问题。另外，该书对汉代西域都户的设置及其作用、桑弘羊在汉武帝文治武功中的地位，也有所论述。这些论文涉及的大都是作者首次提出并力图探讨解决的重要历史课题。1956年3月1日《光明日报》“史学”栏发表评论文章，认为这是一本“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参考的材料很丰富”的汉史论文集。在当时的青年史学工作者中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四年之后，安作璋的又一部重要专著《两汉与西域关系史》问世。该书分上下两篇，上篇论述了两汉统一西域的经过和西域都户等行政机构的设置以及西域各国的详细情况，下篇论述了两汉时期的中西交通和经济文化的交流。书中用大量的事实论证了自西汉中叶设置西域都户以后，今新疆和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广大地区就归入了中国的版图。这是一部论证翔实、对我国西北史地研究有重要贡献的著作，在当时的苏联史学界曾引起很大的反响。这两部专著和先后发表的学术论文，向史学界同行也是向他自己证实了一个顽强拼搏者的人生价值，证实了坚韧意志中所蕴藏的信心和力量。这些成就，并未使年轻的安作璋沾沾自喜，裹足不前。他认为自己只不过迈出了成功的第一步，距离马克思所说的那个“光辉的顶点”还相当遥远，还应再接再厉继续攀登。

正当安作璋准备以更多更好的成果奉献给社会，为社会主义祖国的学术文化繁荣而尽心竭力之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在那是非不分、黑白混淆的日子里，“历史无用”、“知识越多越反动”等论调甚嚣尘上，学术研究竟荒谬地与犯界划上了等号，各种险风恶浪不断袭来，使安作璋再次面临着一场严峻的考验。在这期间，他被戴上了“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遭到了隔离、批斗等不公正的待遇。最使他痛心的是，一些别有用心的和愚昧无知的人，三番五次撞进他的居室抄家，他多年呕心沥血积累的书稿、讲稿、搜集整理的资料和他多年缩衣节食买来的书刊都被无情地抄走了。但他坚信，具有悠久历史文化的中华民族决不能割断历史，忘记历史，历史研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是不能抹煞的。中国共产党要领导中国人民建设一个高度文明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也绝不会抛弃知识分子。黑暗只是暂时的，迟早必定会出现明朗的晴空。正是这种信念，支持他顶住了险风恶浪，继续进行他的科研工作，常常是白天被禁闭批斗了一天，晚上一回到家就迫不及待地伏案攻读，奋笔疾书。这时，他忘记了一切屈辱和不快。读书和写作不仅使他得到了最大的精神慰藉，而且成了他整个生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值得一提的是，他的爱人陈有今（现为山东省戏曲学校高级讲师）为此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可以说，安作璋教授在学术上的成就，也有夫人的一份功劳。她不仅承担了全部的家务，照顾他的起居饮食，而且还时常为他的“地下工作”望风放哨，迎来了多少充满希望的黄昏。随着时光的流逝，一叠叠资料卡片，一页页书稿又悄悄地填满了因抄家而变空的书箱。

“乌云是遮不住太阳的”。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终于迎来了科学的春天，知识分子的春天。之后不久，安作璋便以惊人的大批科研成果公诸于世。

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通过一系列拨乱反正，党的路线和各项政策又回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轨道，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成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中心任务。面对这一大好形势，安作璋感到自己的所学又得到了报效祖国的好机会，因而更加信心十足，干劲倍增。节假日本应休息，却成了他最忙碌的时刻，他要把平时积累的零散资料和想法集中整理出来。他给自己规定了一条不成文的章法：白天耽误的时间，晚上一定要补上。通过勤奋的读书和辛勤的笔耕，从1978年到2000年20余年之间，他除了修订再版的著作，又陆续出版了《班固与汉书》（后增订为《班固评传》）、《秦汉农民战争史料汇编》、《桑弘羊》、《秦汉官制史稿》（与熊铁基合著）、《秦汉官吏法研究》（与陈乃华合著）、《刘邦评传》（与孟祥才合著，后增订为《汉高帝大传》）、《汉光武帝大传》（与孟祥才合著）等书，并主编《中国史简编》、《中国古代史史料学》、《秦汉史》（与田昌五合编）、《中国通史·秦汉卷》（与白寿彝、高敏合编）、多卷本《山东通史》、大型丛书《山左名贤遗书》等多种。此外，他还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加上即将出版的几部书稿，共约2000万字左右。

《秦汉官制史稿》是我国第一部断代官吏制史巨著，全书分上下两册，共计70余万字，先后于1984年和1985年由齐鲁书社出版。这是一部体系完整、内容弘富、资料翔实、考订精审，并有不少创见的学术著作，被史学界誉为“秦汉史研究中的一项丰硕成果”，“不仅填补了断代官吏制史方面的空白，而且在许多方面有新的开拓，它的出版在中国官制史研究的漫长进程中树立了又一块新的里程碑”（社会科学评论》1986年第8期）。

在《史稿》一书中，安作璋充分发挥其学识渊博的优势，引用了大量文献和考古资料，除前四史外，举凡先秦两汉经传、史籍、诸子书、各种政书、类书中有关秦汉官制的资料，以及秦简、汉简、汉碑、汉画像石、铜器铭文、瓦当文字、印章、封泥等文物考古资料，几乎搜罗无遗。对汉代以来，尤其是清代乾嘉以来的历史家、注释家、考据家以及当代学者的研究成果，他都一一进行了认真的考究和审订，除尽量吸收他们的丰硕成果外，对其中的某些错误或不足之处，也进行了订正和补充，并对若干具体的制度问题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该书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有关国家的学说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秦汉官制的来龙去脉、发展演变，以及其与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等方面的关系，从广泛的联系中进行较为深入的考察和分析，在一定程度上超出了过去一般政治制度史的范围，因而使读者不仅对官制本身有较详细的了解，而且可以从中看到封建制度的某些侧面，对研究秦汉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史均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该书除系统论述秦汉官制外，对中央和地方郡国以至基层所设置的具有重要历史作用的、对后世影响较大的职官和机构，专门作了重点的研究；对官吏的选用、考核、奖惩以及有关的各项政策制度，也有详细的论述，堪称为一部研究秦汉官制的百科全书。还应当指出，《史稿》不仅是一部学术著作，还是一部官制史鉴。书中提出了不少发人深思的问题，如把用人问题和国家的盛衰兴亡、事业的成败利钝联系起来进行考察，以大量历史事实证明了“得贤者则安昌，失之则危亡”、“择善任能为治国之本”等古训中所包含的真理，并从中总结了许多带有规律性的成败与得失的经验教训。这一古为今用的思想在安作璋的其他著作中也有充分的反映。1986年获山东省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

《中国史简编》是一部中国通史教材，1986年由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该书记事上起远古，下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凡4编，5l章，共计80万字。《简编》一书名副其实地具有鲜明的通史特点。它以时间为序，按社会性质分编、贯通原始社会、奴隶制社会、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四个递进社会形态。人们常说的中国现代史(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作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下编，纳入中国通史的范畴。这种总体断限既体现了中国通史的完整性，又把1840年到1949年的中国作为一个完整的社会形态，系统地叙述了中国人民在不同革命时期为反抗外来侵略和压迫、争取民族和国家独立所进行的艰苦斗争历程，阐明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简编》在系统叙述历史发展一般进程的同时，还注重分析和论证历史发展不同阶段和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相互影响与制约关系，以揭示历史发展变化的基本规律。对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不同侧面，如重要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思想流派、科技文化成就、阶级关系、民族关系、中外关系等，也能注意其前后联系，讲清来龙去脉，说明其不同发展阶段的历史变化与不同特点，给读者以完整系统的知识。《简编》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运用唯物史观，详细占有资料，并在综合分析资料、吸收史学界最新成果的基础上，引出科学结论，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简编》体例严谨，内容丰富，简明扼要，重点突出，且通俗易懂，“既是一部学术专著，又是一部实用性强的教材”(《东岳论丛》1987年第3期)。1988年经国家教委审定，推荐为全国高等学校文科通用教材(见国家教委文件[88]高教一字012号及附件)。

《刘邦评传》1989年由齐鲁书社出版，是研究刘邦的一部大型学术专著。刘邦是秦末汉初的重要历史人物。他既是“伐无道，诛暴秦”的农民起义领袖，又是汉朝的开国之君。对刘邦的深入研究，在秦末汉初的历史研究中具有重要作用。在这一部历史人物评传中，作者没有停留在对刘邦生平的一般介绍上，而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将刘邦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和群体中进行考察、分析和研究，正确地阐明了英雄与时代、英雄与群体的关系及英雄的历史作用。在对刘邦这个历史人物的描写上也没有流于脸谱化，而是多视角地表现了传主的鲜明而又独特的个性。作者在书中对秦末汉初这段历史上许多发人深省的经验教训和一些有争议的历史问题，也作了深入的探讨，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如秦朝何以速亡?刘邦何以能顺利入关?鸿门宴何以能和平解决?刘邦何以能成功?项羽何以失败?汉朝何以能长治久安?以及对汉初布衣将相之局、“汉承秦制”和吕后等历史人物的评论诸问题，都作了详细的论述。“其中不少人，可以说是在司马迁、班固为他们作传后，第一次对他们作了科学的评述”。因而，《刘邦评传》“不仅是刘邦个人的传记，而且还是一部翔实的西汉立国史”(《光明日报》1989年9月6日“史学”)。1991年获山东省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

《山东通史》8卷10册，1995年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约400余万字，这“是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方法研究山东地方史的开创性著作”，“也是我国地方史研究的一项重大成果”。(《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2期)第一，该书突破了过去一般通史的框架和教科书体例，参照、吸收中国古今史书各种体裁的优点，建立了自己的编写新体系。各卷均分为综述、典志、列传、图表四部分，构成一个有机整体，互相联系，互为补充，从而比较充分地反映了山东历史的全貌。第二，挖掘、使用了大量的文献、考古、档案、报刊、回忆录、调查访问记录等方面的资料，不仅丰富了本书的内容，也纠正了一些不正确的传统看法。第三，重视了对山东原始社会、文明起源、齐鲁文化、宗法制度以及社会形态的转变等重大问题的论述。第四，开拓了山东经济、政治、军事、文化与对外关系等历史研究的新领域。第五，在吸收学术界对山东地方史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多有创见。第六，该书特别注意了山东地方史与中国通史的相互关系，较好地把山东地方史与中国通史结合起来，既反映了中国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又突出了山东地方史的特点及其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总之，《山东通史》以其丰富的内容，翔实的资料，恢宏的规模，浓郁的地方特色而独树一帜。”“在区域史研究园地中的开创之功是值得称道的，它的价值将随着两个文明建设的日益进步而被人们越来越重视。”(《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5期)1996年获山东省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

除上述主要著作外，安作璋的其他史学著作在史学界也获得了普遍的好评。

目前，安作璋教授虽已年逾古稀，但老而弥笃，勤奋益加，除了培养博士生外，正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运河文化史》、省社科规划重点研究项目《中华杂技艺术通史》的编写和修订工作，这两部书共约300余万字，即将交付出版社出版。这一切都充分体现了安作璋教授的“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勤奋治

四

由于教学和科研成绩优异，1980年，安作璋被破格晋升为教授，先后担任山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副会长、山东省史学会副会长、山东省地方志学会副会长，并受聘为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等职。1987年，被光荣地推选为中共十三大代表。1988年，被中共山东省委、省人民政府授予“山东省专业技术拔尖人才”荣誉称号。1991年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3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博士生导师。

安作璋教授作为史学界和教育界的著名学者和专家，深受国内外学人的尊敬，被誉为“秦汉史之大家”[1]日本的一些汉学家把他们装订精致的学术著作寄来向安教授请教，谦称“您的学生”、“后学”。1989年10月，他应日本关西大学和学术振兴会的邀请，赴日进行为期一个多月的讲学和学术交流活动，在“日本秦汉史研究会”成立大会上作了有关秦汉史研究的学术报告。他的精辟的见解和渊博的学识使许多日本学者为之折服，在日本史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成功是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加百分之一的聪明”。是的，安作璋教授的成功并非轻而易举，除经受了艰辛的求学和人生的坎坷历程外，勤奋求实的治学思想是他通向成功之路的一把钥匙。

安作璋教授深受乾嘉学风的影响，因而在治学上坚持把练好基本功放在首位。他常不厌其烦地告诫学生说：“做学问没有终南捷径，就是要下‘笨’功夫。”他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大学时期，安作璋便已遍涉先秦、秦汉文献资料，毕业后仍继续培养自己的基本功，前前后后，前四史被他翻烂了四种本子，其他如经史子集、简牍金石、秦砖汉瓦无不遍览，了然于胸。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经典著作，更是摆在他案头上经常阅读的书籍。这样，就使他在思考问题时很容易做到高屋建瓴，纵横捭阖，上下贯通，左右逢源。安作璋教授的勤奋是有口皆碑的。大学时期养成的午夜之前坚持读书写作的习惯，一直保持数十年，和他住同院的邻居都说：“熄灯最晚的一家就是安教授家。”他的学生也说：“每次到安老师家中，总是见他伏案读书或写作。”安作璋教授的治学态度十分严谨。他常对学生说：“学无止境，学问要经

得起时间的考验。”不成熟的想法绝不能轻易公诸于世，任何一种观点决不能做主观的臆测，而是要在占有翔实资料的基础上，经过多方面的认真的考订分析，才能下结论。及时做出结论，还需要继续反复推敲。他所写的论文和书稿，一般都搁置一段时间，不急于发表，按照他的说法，就是要经过一个“坐忘”的过程，再重新审读，往往会发现不足甚至谬误之处，然后再进行修改。例如他的《秦汉官制史稿》就是五易其稿，历时十载，才公开出版的。然而他还是谦虚地把该书定名为“史稿”，以表示并非成熟制作，今后还要继续修改提高。

在教学工作中，安作璋教授除认真地对学生进行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的传授和培养外，还十分注意对青年教师和学生进行治学思想和方法教育。有些青年教师和学生请他传授一些治史秘诀，他说：“我没有什么秘诀，如果说有，那就是‘业精于勤’四个字，即眼勤、手勤、脑勤，也就是勤于读书、勤于思考、勤于写作，没有面壁十年的精神是做不出真正学问的。凡是有成就的学者，都经过热桌子冷板凳的磨练。但就我自己来说，还远远不够。我们这一代人，大多是在解放前的战乱中度过的，解放后又在极左思潮中经历了多次运动，许多大好时光白白流逝。我们羡慕你们生逢盛世，只要肯下苦功夫，就会出成果。”他提出在治学思想和方法上要注意这样几点：一是要处理好专与博的关系。只是贵乎博大精深，没有渊博的历史知识，要达到精神的地步是不可能的。所谓渊博，也并不是无所不通，无所不晓，再高明的医生，也不能包治百病；但就其所学专业来说，不仅要精通，凡是与本专业有关的知识，也都应该通晓，这就是专和博的辩证关系。正确处理这二者的关系，是治史者必须遵循的一条途径。二是要处理好整与零的关系。所谓“整”就是专业方向或研究课题的整体规划，一旦确定下来，就不要轻易改动，切忌浅尝辄止，见异思迁，否则事倍功半，甚至一无所成。要像“滴水穿石”那样，牢牢把握一个方向，一个课题，坚持到底，事必有成。所谓“零”就是不要贪图“一口吃成个胖子”，一个整体规划决不是一下子就能解决得了的，应该把它分解为若干具体的小课题，一个一个地加以研究解决就比较容易，这叫“化整为零”。学会这种方法，即使工作再忙，条件再差，只要有坚持不懈的毅力，一定能做出成绩。三是要处理好古与今的关系。治史不单纯是学术问题，而是为了鉴古知今，古为今用，也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去认识和掌握历史发展规律，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从历史规律中去探索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由之路，发扬中国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否则就失去了历史科学的价值。四是要处理好继承与发展的关系。没有继承就没有发展，对前人的研究成果和今人的研究现状，必须了如指掌，在继承前人成果和博采众家之长的基础上才能有所创新，有所前进。所以说，个人成果中必然包含别人的成果，不可全部归功于自己名下，在这一点上要保持谦虚的态度。这些话固然是老生常谈，唯其是常谈，正说明它是真理。

安作璋教授常说：“一个最好的学术带头人，不仅仅看他个人付出了多少成果，更重要的是看他培养出了多少有成就的，甚至超过自己的学生。”平时，青年教师和学生向他请教，问他一升，他能毫无保留地端出一斗。社会上也经常有人慕名来信来访，其中有教师、学生、社会青年、机关干部，还有一些对历史有兴趣或从事史志研究的各行各业的人，他都热情招待，有问必答，有信必复。他的书桌上经常堆放着求教求荐的论文和书稿。对这些稿件，他都认真地一一阅读，提出修改意见，有些是亲自动手进行修改，并向报刊编辑部或出版社作负责的推荐。这一切占用他了许多宝贵的时间和精力，但他从不厌烦，从不倦怠。他认为“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是人生的最大乐事。安作璋教授就是这样一位宽厚热情、诲人不倦的长者，即使对以往在运动中批斗过他的人，也决不挟嫌报复，总是以德报怨，既往不咎。他踏着前人的足迹登上了高山之巅，有甘做人梯，希望后人踏着自己的肩膀更上一层楼。所以许多中青年教师、学者，无论是否相识，都把他视为良师益友、学术带头人。

在向学生传授知识、帮助后学进步上，安作璋教授是毫无保留的，在对学生思想教育和道德培养上，他更是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他在给学生上课时经常讲，做一个人最重要的不是他的能力大小、学问多少、职位高低，而是看他是否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他充分利用了历史这门具有特殊教育功能的课程，有意识地通过许多优秀历史人物的言行业绩和道德情操的具体而生动的事实及其评价，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接受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和思想品德教育，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作为一名从事教书育人工作五十年的老师，就是这样年复一年，送走了一批又一批的合格毕业生，又迎来了一批批渴望求知的青年学生。现在他的学生已遍布齐鲁大地，以至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可谓“春华秋实，桃李满天下”。其中有些是中高级教师，有些已成为知名的学者，有些则担负各个部门的领导职务，他们都在祖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事业中，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安作璋教授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如前所述，无论他身处逆境，还是在治学、教书、育人的过程中，都处处体现了他的这种思想感情。在1989年春夏之交那场政治风波中，他忧心如焚，食不甘味，夜不成眠。他一再教导他的研究生和学生，要相信党，相信广大学生的爱国热情和党中央的想法是一致的，相信党能处理好这件事。他又借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的机会，在《大众日报》发表题为《为国·为学·为人》的文章，寄语青年，勉励他们要继承和发扬五四运动的爱国主义光荣传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一切以祖国的利益为重，一切以人民的利益为重”。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人民教师在历史的关键时刻为党分忧、为国分忧、为人师表的可贵情操。

诚然，安作璋教授是一位品学兼优、全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同时他也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有着常人的爱好和情趣。他喜欢书法，其书法典雅隽秀，带有书卷气，日本学者视若珍品。但他从不轻易示人，认为自己的书法只是一种自我陶冶，不足为他人道也。虽然他的双腿患有严重的关节炎，但他的足迹却留在了黄河上下、长江南北。他登过河南的嵩山、安徽的黄山、四川的峨眉山、青城山以及山东的泰山、崂山。他也到过许多历史名城和古代遗址。这对于一个举步维艰的人来说，当然不是什么游山玩水，而主要是借此开拓胸怀，扩大视野，增长见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是历史的格言，也是安作璋教授生活中的一种乐趣。

（原载梁自洁主编《山东著名社会科学家传》，山东教育出版社1991年半。收入本书时略有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