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作品]吕家乡：他停息在生命之巅－－悼念田仲济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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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06月18日 1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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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1月14日晨，田仲济先生与世长辞，走完了95年的漫漫人生路。七点多钟，韩之友和我在浓雾中赶到千佛山医院时，无情的白布已罩上了田老的遗体。他的女婿杨洪承掀起布罩的上端，轻轻地说，“爸爸，韩老师和吕老师来看你了!’田老闭着双眼像熟睡一样平静安详.我突然意识到“最后一面”这几个字的沉重，忍着泪水，深深地三鞠躬。这不是礼节，是我发自内心的敬意。
田老享年95岁高寿(1907-2002)，可说是“喜丧”了.但我心里总是不能平静，似乎空空落落，又似乎满满荡荡。今天，按照田老生前的遗言，他的骨灰已撒入大海。治丧委员会印发的《田仲济教授生平事迹》，以及田老撰写和主编的几本著作，仍然摆在我的书桌当中。面对着它们，我常常发呆，又若有所悟。说实话，较之这些闪光事迹和煌煌文章，更打动我、启我感悟的是田老病中的那些零言碎语，在半清醒半糊涂状态下吐出的。
田老从2000年8月初因心脏病住院，病情时起时伏，却再也没有康复。眩晕症状较快地消失了，此后我们每次去看他，他都显得愉快又健谈。他听觉尚好，神智清醒，但思维跟平常人愈来愈不同了；回忆、现实和想象，生者和死者，常常混在一起。捉摸着他的谈吐，我不由得想到“潜意识”、“意识流”、“魔幻现实主义”这些术语。
病中的田老对事事物物都有孩子般的浓厚兴趣。送给他的一盆鲜花也好，一个哈密瓜也好，一包点心也好，他都笑眯眯地反复端详，继而仰起头来，出神地凝视着某处，间或自言自语。也许他由鲜花想到了他侍弄多年、因病不得不废弃的花圃吧，由哈密瓜想到了远在新疆的朋友、学生吧，由点心想到了忧乐与共、几年前去世的夫人吧？
去年10月，金健民、盛瑞麟夫妇从外地来看望田老，他俩是当年齐鲁大学的学生。我带着相机，一块照了相。洗出后送给田老，我说“拍得不好，画面不够鲜亮.”田老细细地看了照片，缓缓地说，“能洗出来就不错，有时候啥也洗不出来，那也没办法，只好道歉。”说着叹了一口气，又露出了沉思的眼神。噢，田老大概忆起了1982年的那次“彩照事故”了。那年5月我陪田老到海南岛开会。他带着相机，还带着一卷当时非常稀罕的彩色胶卷，那是学生从香港捎给他的。在海南岛期间，他用彩卷给许多旧友新朋照了相，并让我记下了各人的详细地址以便寄去。回程在上海小驻时，他特地找了一家高级照相馆去洗印，不料冲出来的胶卷一片鸟黑，什么也没有照上。田老非常懊丧，向友人一一致歉。这幅照片大概又勾起了他的歉意了。
有一次我和袁忠岳、宋遂良一同去看望田老，老袁向田老的保姆孔姐了解田老的饮食情况。田老笑着问老袁，“你怎么认识小孔的?奇怪呀!你们是不是单线联系?”老袁说，“我们是通过田老认识的。”田老两眼出神地望着远处，缓缓地说，“单线联系，那是很危险的。很危险。你可真有胆量!”大家都感到不知所云。后来我想到了田老的弟弟田云樵同志，他是级别很高的地下党员，搞了多年出生入死、单线联系的地下活动;解放后因受潘汉年冤案的牵连，被囚多年，改革开放后才完全平反。那年我陪田老到海南岛开会，路过上海，等买转乘的飞机票，曾在田云樵家住过一两天。近几年我在一些革命回忆录中多火看到他的名字。也许田老的意识“流”到了田云樵身上吧?
田老在不假思索、忽东忽西的谈话中，不时会进出精辟之论。一次对我说，“你的身体不好，不过，你的病就是你的保护神。”一次谈到写文章，他说，“文章好不好，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你说好，他说不好;今天说好，明天就会说不好。一辈子能写一篇真正的好文章就不错了。”我说田老你写了不少真正的好文章，他摇了摇手。沉默了一会儿，他冷不丁地问我:“你中奖了吗?’ 我愣了一愣，以为他是问买彩票之类的事，答说我不买彩票，没中奖。田老说，“中奖啦，职称啦，那些东西，没准儿，得了就得了，得不到也别在乎。”我这才明白田老说的是学术评奖。
田老是“杰出的教育家、学者、作家、编辑家”，“饮誉海内外”，这是田老去世后经过组织审定的准确评价，每一项都有许多具体例证。他从教近60年，从事学术活动和写作活动的时间更长。不仅文教界，就是医生护士们也知道，“田老是咱们山东的国宝，从三十年代起就在革命文化界有影响。”可是晚年的田老自己却把这些置之度外了。住院期间，他常常流露出自省自责情绪，多次说:回想这一辈子，该干的事干的太少了，不该干的事倒干了不少。谈起文化界的朋友，他总是说自己不如这个，不如那个。有一次谈到王统照，他说“王统照的正义感很强，可是胆子小，《山雨》出版后，反动派要抓他，他急忙跑到国外留学去了。他家里有钱，费用都是自己出的。《山雨》就是好，不然怎么会有‘《子夜》《山雨》年’的说法呢?无论如何也写不出这么好的作品。”另一次谈到燕遇明，他说，“燕遇明是个好人，好党员，很好很好.他是山东文艺界的负责人，出了事肯把贵任揽到自己身上。这样的人太少了。我赶不上他，我胆子小。”
2001年岁末，田老病情突然恶化，医院下了病危通知。经抢救病情稍缓，他多次气喘吁吁地说，“我不会教育孩子，也不会教育学生，我搞一言堂，不对!”类似的话，对子女说过，对探望他的同事说过，也对探望他的领导说过，有时甚至以手掴面。田老在以怎样的高标准审视自己呢?
田老退休于1987年，那年他80周岁。在一年前的1986年，他病了一场，且写下了遗言。可是病愈后他依然笔耕不辍。他打算为山东籍的革命烈士作家出一本“像样的集子”，内容包括他们的作品、生平事迹、有关的评论。他打算写一部回忆录，再写一部老作家印象记。大约1998年，他对我说，“我打算出一本散文集，小部分篇目从出版过的旧作里选，大部分从近几年的新作里选。只收散文随笔，不收评论。请你给我选一选好不好?”我按照田老的意思，从《田仲济杂文集》里选了一些篇目，又把他交给我的和我搜集到的近几年新作复印、抄写、剪贴起来，排了次序，写了目录，交给他审定。他说，“我还要再写几篇，一块收进去。出版的时候请你给我写个序言。”我说，“我可不配写序言，只能写一点读后感。”遗憾的是田老的这些愿望都未及实现。不过，田老从住院后，这些遗憾似乎也置之度外了。他念念不忘的遗憾是没能建成一处“童之家”，他一再说：现在孩子们没有玩耍的地方，我要办个儿童之家。没有钱，我就找了苗海南，他有钱，有名望，是副省长。他同意捐钱，眼看就要动手了，不料他成了右派，这事儿黄了。我出院以后还要找苗海南，你们说，不找他，还能找谁呢(其实苗海南已在多年前去世)?我和宋遂良一起猜测：为什么田老这么关心这件事呢?也许因为田老的夫人武老师生前做过幼儿园主任，她和田老多次谈论过这事吧?
“潜意识”是怎样的面目?“本真的人”是怎样的形象?人之将死会有怎样的表现?大概是因人而异吧?在田老身上，这些都意味着人生之巅。但愿更多的人能像田老一样，人生之旅的终点成为人生之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