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山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享誉海内外的著名学者刘祚昌先生将迎来他的80华诞。为了庆贺这个日子，本文就先生的生平业绩、学术思想和治学经验作一回顾。

一、生平业绩

刘柞昌，字西仁，1921年5月出生于辽宁省辽阳县一个耕读世家。父亲刘国廉是清末贡生，在国学方面有较深造诣，长期从事教育工作。在长辈的教育影响下，先生自幼酷爱文史，手不释卷。抗日战争爆发时先生正在上中学，基于高尚的民族气节，中学毕业后他毅然离开家乡，南下求学。1940年9月至次年6月，先生在北平辅仁大学社会经济专业就读。不久，他又离开沦陷区华北，转道香港至云南昆明，考人著名的西南联大。在这里，他先进政治系就读，后又转人历史系，并最终选择了历史学作为毕生的研究方向。两年后，又辗转入川，进人四川大学历史系。1945年毕业，获学士学位。尽管那时的条件非常恶劣，但是，大后方的学校里汇集了一大批来自祖国各地的专家学者，而这正是那些渴望获得知识的萃萃学子们所梦寐以求的。先生先后选修了朱自清、闻一多和钱穆等著名学者的课程，不仅为他们深厚的学术功底所倾倒，而且也深受他们的科学民主精神和治学态度的影响，从而更加深了他对祖国和传统文化的热爱。大约就是在这时，他对外国历史发生了兴趣。此时正值抗战后期，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在世界政治舞台上以及中国都有很大影响，先生的学士论文选题是《罗斯福新政》— 这是他研究的第一个美国史课题。

先生的教书生涯是从抗战胜利后开始的。1946年至1948年，先后就教于沈阳东北临时大学补习班、东北大学先候班和长春大学等高校，后于长春东北大学历史系任讲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先生在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任讲师，开始教授世界近代史。当时的东北师大是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和教学的主要基地，也是培育世界史人才的摇篮，先生在这里精心培养的许多学生成了新中国第一批世界史工作者，他们后来又创建了各个高校的世界史专业。在辛勤育人的同时，先生在学术领域也建树颇丰，不仅发表了许多学术论文，而且先后出版两部专著:《美国独立战争简史》(上海华东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和《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史》(上海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这两本书虽说深受前苏联史学的影响，但对于正处在草创时期的中国世界史专业来说，仍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特别是对于中国的美国史和英国史研究，具有奠基的作用。

1956年 ， 先生调到山东师范学院(现在的山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当年冬天，发生了一件几乎影响先生半个人生的事情:三联书店约他撰写《美国内战史》一书，不仅签订了合同，而且预付了200元稿酬。纵观先生的人生轨迹，这既是他学术生涯的一个转折契机— 他开始把主要精力投人美国史研究，同时也是他坎坷命运的开端。写作工作刚刚开始，厄运便接踵而至。先生在反右运动中被错划为右派，从此以后，他的研究时间便经常被一场接一场的政治运动所中断。

从1958年开始，他先后被迫参加了“大跃进”、“大炼钢铁”和数不清的农业生产劳动，这使他一连4年未能参与教学和科研工作。要知道，对于一个视学术研究为身家性命的真正的知识分子来说，这是一种多么大的痛苦啊!为弥补失去的时间，一回到工作岗位，先生就开始夜以继日地工作。他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巨大困难，忍辱负重，历经三个寒暑，终于把书稿完成送交出版社。但由于政治运动的冲击，出版社此时已陷于瘫痪。1965年末，他只好把书稿取回修改。

不久，“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先生遭受了一生中最大的政治冲击。在这场腥风血雨之中，他被红卫兵抄了家，许多家产被没收，最令他痛心的是那些浸透了他心血和希望的书稿也丢失了，其中包括《美国内战史》(40余万字)和《弗列得里克·道格拉斯传》(译稿，30余万字)。1971年林彪集团败落后，先生才被允许回到学校。此时正值“四人帮”当道，学术界被极左思潮所笼罩，人人自危。尽管知道即使自己写出书稿也很难出版，但先生还是决心重写《美国内战史》，因为，学术研究早已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也是他毕生的追求和乐趣所在。又是整整3个春秋，该书在1974年再次脱稿。粉碎“四人帮”以后，这部凝结了先生血和泪的50万字的巨著，终于在1979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

拨乱反正后先生已年近花甲，但在学术上却迎来了他的又一个春天，进人了学术创作的高峰期，多年的努力结出了极其丰硕的科研成果，一发而不可收拾。除了出版了《美国内战史》外，这一时期他主编的高校教材有:《世界史·近代史》(教育部统编教材，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世界史·近代史编》(教育部七·五规划重点教材，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世界近代史》(山东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等等。此外，他还在《历史研究》、《世界历史》等国内外重要学术期刊上发表有影响的学术论文40余篇。与此同时，人民也把各种荣誉、头衔赋予了他:硕士生导师、博士生导师、山东省专业技术拔尖人才、国务院政府津贴享受者、第6,7届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史学会名誉会长、全国史学会理事、中国世界近代史学会和美国史研究会顾问、中国孔子基金会理事，等等。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先生在国内外影响最大的是他对杰斐逊的研究。托马斯·杰斐逊是美国开国元勋，《独立宣言》的起草人，美国第三任总统，博大精深的思想家，与华盛顿、林肯齐名的美国三大伟人之一。把这样一位历史人物介绍给中国读者显然是一项既有意义又十分艰巨的工作。先生毅然承担起这个任务。他的第一个重要研究成果是1980年发表在《历史研究》上的《略论托马斯·杰斐逊的民主思想》。该文获得《历史研究》"1980-1983年优秀论文奖”，并引起美国学术界的重视，被翻译成英文刊载在美国《中国人的历史研究》("Chinese studies in History")杂志上。美国学者还在《弗吉尼亚评论》等刊物上发表文章，给予高度评价。以此为起点，先生把晚年大部分时间用在了杰斐逊研究上。他利用赴美国讲学收集了上百种图书资料，回国后用了5年时间完成了《杰斐逊传》这部40万字的专著，1991)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在国内引起巨大反响，一些重要学术刊物(《历史研究》、《世界历史》、《史学月刊》等)均载文予以高度评价。该书被评为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和国家教委人文和社会科学一等奖。这一成果再次引起了美国学者的重视，1993年，美国学者邀请先生到华盛顿出席了由美国国会图书馆主持的“杰斐逊诞辰250周年学术讨论会”，并作了报告。后来，先生又应邀翻译出版了《杰斐逊集》(上下册，三联书店1994年版)。目前，他的最大部头的个人专著《杰斐逊总统大传》正在撰写之中。

先生以“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作为自己的最大人生抱负，以古人设帐授徒的行为为楷模，几十年如一日，勤勤恳恳地从事教学工作。无论是给本科生还是给研究生上课，他都极其认真地查阅资料，编写讲稿，精心备课。他一向主张要把真才实学和好的思想品德传授给学生，反对哗众取宠、投机取巧的坏学风。平日里，凡是有学生和青年教师向他求教，他都能认真地给予指导，答疑解惑，有时甚至主动邀请中青年教师到家中座谈，交流学术思想和信息。近十几年来，他亲自培养出的硕士生和博士生已有20余人，其中大部分成了各自岗位上的学术骨干。现在，先生年事已高不再承担教学任务了，但仍主动给全系和全校师生作学术报告，以这种方式延续着自己毕生所热爱的教师生涯。

二、学术思想

对于新中国的世界近代史和美国史研究来说，先生既是奠基者之一，又是一位勤奋耕耘的实干家和求实创新的改革家。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他的研究工作不仅硕果累累，而且提出了不少有独到见解和学术价值的新观点、新理论和新思路，在国内外引起了广泛关注。其中一些对于推动中国学术界的“拨乱反正”，促进历史研究的健康发展起了重要作用。现择其影响重大者作一简介。

(一)关 于 世界近代史的发展主线和历史分期问题

由于受前苏联史学的影响，至80年代初期为止，以阶级斗争和政治兴替作为历史发展主线的阶级斗争史观盛行，与之相适应的分期法“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至十月革命说”统治了中国史坛数十年。先生通过考察认为，这种历史观既缺乏科学依据，又与历史实情和时代精神相悖。在主编国家教委统编教材《世界史·近代史编》一书时，先生论述了“社会经济形态史观”。他主张，应该以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变化作为历史发展的主线，因为经济是基础，政治属于上层建筑，是经济决定政治，而不是政治决定经济，这是唯物史观最基本的原理。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一种新的历史分期法“1500-190()说”，即世界近代史的上限是1500年左右发生的地理大发现，下限是1900年前后资本主义向垄断阶段过渡。其理由大致有四:

1.世界近代史是一部资本主义在西方上升、发展，向全世界扩张的历史，而导致资本主义在西方上升发展的一系列变化和一系列事件，几乎都与地理大发现息息相关。

2.资 本 主 义在西方上升发展的历史，也就是从地区隔绝向世界形成统一整体过渡的历史。只是随着地理大发现，西方国家的海外殖民扩张，以及世界市场的形成，过去长期存在的各国、各地区、各民族间的相互隔绝状态才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被打破，整个世界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才逐步形成为密切联系的、互相依存又互相矛盾的一体。

3.世界近代与古代的分期断限，应该以有世界意义的重大经济形态变化为主要依据。1500年前后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如地理大发现、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等，导致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从而引起了遍及世界各地区的社会经济的重大变化。

4.1900年 前后，世界各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向垄断过渡，已在支配世界的资本主义经济形态发生了巨大变化，世界史由此进人现代。与旧的史学观点相比较，先生的这种观点理论依据坚实，论证充分有力，更符合历史发展规律，所以一问世便格外引人注目。这部教材现已为国内多数高校历史专业所采纳，打破了前苏联史学体系对我国史坛的影响束缚，对于世界史的普及、研究和提高起了巨大推动作用。

(二 )关于1871-1914年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社会调整过去国内学者在评述

这一时期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时，总是套用旧的理论框架，简单地以资本主义日益走上垄断、腐朽和反动加以涵概。先生通过研究发表了《1871-1914年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社会调整》(载《世界历史》1991年第5期)一文，提出了独到见解。他认为:此时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和社会等方面遇到了新的形势和问题，政治上层建筑已经不能与之相适应，于是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社会等方面做了一系列调整。

政治方面:1.强化国家机器。除了镇压和压迫之外，此时期国家还履行诸如管理教育、公共卫生、环境保护、推动劳动福利政策以及制裁托拉斯的不法活动等职能，并加强了行政权力，以提高政府的工作效率。2.完善国家管理机构。近代化大生产使得社会生活日趋多样，这对政治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美英两国在这方面做出了成绩:第一，进行文官制度改革，完善了国家管理机构，从而保证了政府工作不受党派更迭影响，同时把竞争机制引人政府部门。第二，美国进行了市政改革，推动了城市管理的专业化和科学化。3.扩大政治民主。主要内容有:实行秘密投票制，扩大选举权范围，实行比较公平的代表制，打击选举舞弊，降低上院地位等。其目的是为了缓和劳资矛盾，巩固资产阶级的统治秩序。

社会方面:1.劳工福利政策。实行这一政策的背景是社会经济的不平等加剧了社会矛盾，而一些社会团体和社会科学工作者发起改革运动，也为这一政策的实施提供了依据。大企业主们也赞同这种政策，其目的是为了缓和劳资矛盾和提高生产效益。2.触动上层集团利益的政策。主要内容有:第一，进行反托拉斯的斗争，压抑了托拉斯的不法活动。第二，向富人征收累进所得税，其目的是为了解决推行劳工福利政策所需的资金，也是为了缓和贫富悬殊引发的社会矛盾。

先生指出，上述措施都是资本主义范围内的局部调整，未破坏原有的经济基础，其目的是为了稳定资本主义秩序和推动经济调整发展。从整体上看，这两大目的都达到了。

上述观点和理论体现了鲜明的开拓和求实精神，现已为国内多数史学工作者所接受，并直接影响了高、中等学校的历史教材编纂工作，有力地推动了这一研究领域的理论创新和学术探讨。

（三）关于美国第一次革命的成就问题

过去在论述早期资产阶级革命时，史学家们总是首先想到英法两国革命，并习惯于从这两次革命中总结早期资产阶级革命的特点和规律性。先生于１９８３年发表了《论美国第一次革命的成就》（载《美国史论文集（１９８１－１９８３） ），三联书店１９８３年版）一文，认为，就取得的成就和在世界历史中的地位而言，美国革命同样重要，它在完成反英独立历史使命的同时，在民主改革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而且它所取得的果实在革命后都牢固的保留下来。

先生指出，除了完成反英独立的任务外，美国革命还在另外两个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

第一，在国内民主改革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１．各州内部的政治进一步民主化。例如，宣布共和制、实行一些保障人民基本权利的措施、禁止官职世袭及界与贵族头衔、扩大官职的选举范围等。２．范围广泛的民主改革。例如废除了长子继承制和限定嗣续法，某些州实现了宗教自由和教育改革，北部和中部诸州废除了奴隶制等。３．南部大批黑奴获得解放。４．半封建大地产租佃制之局部瓦解。

第二，制定了《联邦宪法》。先生认为，联邦宪法虽然满足了保守派的政治、经济要求，但不应忽视它同时也有利于美利坚民族，而且这部宪法包含了大量民主因素，例如：实行三权分立制，防止出现专制暴政；确立了“联邦制”的国家制度；确立了共和制；实行民选政府制度；体现了文官政府的权力高于军权及文官政府控制军事大权的原则；规定了修宪程序等。

先生最后指出：美国革命的这些成就为资产阶级国家制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为经济的繁荣扫清了道路，而且这些改革具有首创性，它所创立的各种制度后来被世界各国所采用。美国第一次革命的特点是：它是一次温和的、没有经历反复的和取得多方面成就的资产阶级革命。先生的这篇文章不仅突破了传统史学观点的束缚，而且在理论和论证方式等方面也进行了大胆的创新，并匡正了旧教材中长期存在的一些谬误，体现了先生严谨的治学态度，受到国内外同行的高度评

价。

（四）关于林肯的评价问题

先生是新中国最早研究林肯的学者之一，从60年代初至７０年代末发表过４篇研究林肯的论文，在学术界产生了重大影响。但由于受时代局限，先生当时对林肯的评价不高，着重于批评林肯在内战的目的、战争中所采取的政策、对待南方叛乱者的态度以及战后重建等方面的局限性。

８０年代以来，先生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在《历史研究》等刊物上发表了两篇学术论文（《林肯的政治家风范》，《山东师大学报》１９８４年第５期；《林肯新论》，《历史研究）１９９１年第３期），对林肯重新进行评价。论述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１．关于林肯的政治信念先生认为，林肯的政治信念有两个主要内容：其一，杰斐逊式的民主；其二，以社会流动为特征的资本主义— 这种制度能为每个人（特别是普通劳动者）提供改善社会地位的机会。林肯的这一思想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美国的社会现实及其特点— 从小手工业、小农占优 势的社会向大工业过渡，说明林肯从内心深处具有 一种自然的亲劳工倾向。

先生认为，林肯的政治思想具有进步的内容和意义，反映了美利坚民族特有的积极进取精神，局限性在于把理想与现实相混淆。林肯始终在为捍卫自己的政治信念而奋斗，他领导内战打击南方叛乱者，就是为了这个目的。

２．关于林肯的政治家风范 在这方面，先生给予林肯极高的评价。他认为，林肯一生胸怀坦荡，气度恢宏，目光远大，处处能顾全大局，而且虚怀若谷，有容人的雅量，是一位有政治家风范的伟大人物。具体表现在：第一，不固执地坚持自己的错误意见，不计较个人恩怨，乐于采取反对者的正确意见，并勇于纠正自己的错误；第二，愿意倾听人民的声音，能接受人民的正当要求；第三，处理国家大事时处处顾全大局，而不着眼于某一特殊集团的利益和偏见。

后来，先生又发展了自己的观点，认为林肯的政治美德大致有五个方面：

第一，“廓然而大公”的政治家胸怀，即对国内各个阶层、集团和地区平等相待，即使对南方叛乱者也是如此，认为他们是误入歧途的同胞，而不是永久的敌人。

第二，“视民如伤”，唯恐政府的一举一动伤害百姓。

第三，为伟大事业和祟高目标而坚持到底的毅力。

第四，忍辱负重的精神，即以国家为重而不计较个人的荣辱得失。

第五，在解决重大问题时行“中庸之道”，即不熄不火，审时度势，稳步前进，合乎人情事理。

先生在林肯评价问题上发生的这种转变充分体现了一个老知识分子为追求真理而敢于否定自我的科学精神。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先生用中国传统文化品藻人物的标准去评论林肯，他所揭示出的一些道理和结论是非常值得深思的。

（五）对杰斐逊的研究

在晚年，先生几乎把所有精力都投人到对杰斐逊的研究中，其研究主要集中于杰斐逊的思想方面。

１．杰斐逊的民主思想

先生认为，美国人之所以尊崇杰斐逊，主要由于他是美国资产阶级民主传统的奠基人，他的民主思想有以下内容。

（１）倡导人的自由和平等权利。杰斐逊不仅继承了前人的自然权利学说，而且丰富发展了它。在独立战争时期，他主张人的自然权利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从而发展了英国新贵族思想家的自然权利理论，赋予该学说以浓厚的民主主义色彩。法国大革命时期，他又进一步提出了人的自然权利应包括：生命权、享有自己劳动果实的权利、发挥个人才能的权利、追求幸福的权利以及抵抗压迫的权利。杰斐逊为捍卫人民的自然权利进行了顽强的斗争。他是第一个把自然权利写进官方文件的人。他对联邦宪法缺乏保障人民自由权利的条款非常不满，要求把“权利法案”列人其中。

（２）革命权利学说。杰斐逊是第一个把革命权利学说写进官方文件的人，从而使这一理论变成了巨大的物质力量，有力地促动了北美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并对即将到来的欧洲和拉丁美洲革命风暴起了推动作用。革命成功后，他仍然坚持并发展了这一思想，不但强调人民有革命的权利，而且歌颂人民的反抗精神。

（３）反对和防止暴政。通过对欧洲政治史考察，杰斐逊得出结论：各国政府的发展趋向是权力的自我膨胀，以致超出了人民的控制，势必产生腐败和暴政。为了防止出现这种情况，他主张从国家组织上采取两大措施：第一，联邦和地方各级政府实行三权分立，以收立法、行政、司法三权互相制约、平衡之效；第二，地方层层分权，以达到防止政府蜕化和收取人民监督之效。为了持久有效地防止暴政，他还主张应发展教育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以便使他们

能更好地行使民主权利。

２．杰斐逊的理想社会

杰斐逊的理想社会是一个社会上、经济上相对平等的、没有剥削的、以小农为主体的社会。为了建立这样一个社会，他提出了几个改革方案：

（１）铲除人为贵族（即以门第和财富为基础的贵族），用自然贵族（即德才兼备的人才）取而代之。

（２）消灭贫富悬殊现象。主要途径为：实行累进所得税；把未开垦的土地分配给无地的人。

（３）建立以农民为主体的农业社会。杰斐逊认为这样可以使美国避免资本主义的灾难。他还主

张：独立的农民是政治民主的最好基础，农业具有更高的经济效益。显然，这种主张具有重农主义和乌 托邦色彩。

（４）废除黑人奴隶制度。杰斐逊认为奴隶制违背平等原则和自然权利学说，主张采取缓和的、移植的方式逐步解放黑奴。

先生认为，杰斐逊的社会改造方案有独到见解，发前人之所未发，但具有明显的局限性和空想成分，是他民主思想体系中最薄弱的部分。

３．杰斐逊民主思想的核心、渊源和促使其思想转变的因素

国内对杰斐逊思想的研究多限于一般性的分 析。先生在全面深人阐释他的思想的同时，对其庞杂的思想体系作了画龙点睛的剖析，指出：杰斐逊民主思想的核心是人文主义，它有三重涵义：一是重视人的价值，把人放在首位，把物质和金钱放在次要地位；二是重视人的精神生活，把物质生活放在从属地位；三是在精神生活中把个人的道德情操放在重要地位。因此，杰斐逊的人文主义中包含着浓厚的民主主义因素。这一见解，将杰斐逊的思想研究引人了一个新的层次。

关于杰斐逊民主思想的渊源问题，先生也提出了不同于美国学者的见解，认为杰斐逊的思想渊源是多元的，既来源于英法的近代文明，又与希腊、罗马的优秀古典文化一脉相承。因为他是一位博采众长的思想家，凡是有价值的，他就吸收，他如同一片承受百川的汪洋大海，不会只接受某一派的优秀思想而拒绝另一派的优秀思想。

对于杰斐逊为什么能够从一个奴隶主贵族转变为民主主义思想家这一问题，先生从主、客观两个方面进行了深人分析。他指出，良好的文化环境，民主的家庭作风以及良师益友的影响和熏陶等，都是促成他发生转变的客观因素，特别是北美人民如火如荼的反英斗争，给杰斐逊以强有力的激励，推动了他的思想发生转变并走向成熟。同时先生又认为，以下主观因素对于杰斐逊思想的变化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对真理的渴求；为维护自由而斗争的意志等等。这种分析法是系统、科学和具有说服力的。

４．对于杰斐逊个性特征的研究

杰斐逊的一生丰富多采，充满矛盾，要想把握住他的个性特征十分困难，许多美国的传记著作也未能处理好这一问题。先生研究这一问题时注意从矛盾人手，认为杰斐逊身上存在着五组矛盾：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矛盾、急进主义与稳健作风的矛盾、崇高抱负与实干作风的矛盾、隐居思想与“用世”思想的矛盾、奴隶主贵族地位与民主主义思想的矛盾。先生认为，这些矛盾在杰斐逊身上有机地统一起来这便构成了他的个性特征，并使他成为一个集各种优秀品质于一身的思想家、政治家和革命家，为美利坚民族立下了盖世功勋。先生的这一研究把握了总体观念，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由表人里，深人剖析从而把杰斐逊的整体形象活生生地再现出来。

在此需要说明一点，先生近２０年来一直致力于中外历史人物研究，其主要目的有二：首先是出于一个历史学家的使命感和责任感，立足于中国人民的需要写历史，以便使国人从历史中受到启发和教育思想获得解放，为中国的经济和政治现代化事业服务。

其次，弘扬古今中外品行高尚的历史人物及其精神，以提高我们的国民素质，改良社会风气。例如，他发表过数篇关于孔子的论文，着重写孔子关于人际关系中的道德及道德修养的理论；对于林肯，主要是研究他的政治思想、恢宏气度和伟人风范；对诸葛亮的研究，旨在说明诸葛虽然学的是法家的申韩之学，但其行为表现却是儒家风度。先生之所以耗费巨大精力研究杰斐逊，是希望把这位伟大贤哲的思想、业绩和高尚品德介绍给国人，以便扩大中国人的视野，稗有益于世道人心。

（六）关于世界近代史的一些基本问题

中国 的 世 界史研究过去长期受“左”的思想影响，教条主义和简单化、公式化的问题十分突出。改革开放以后，先生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对某些基本历史问题重新进行探讨，发表了《世界近代史若干问题》(载《山东师大学报》1981年第2期)一文，集中阐发了自己的见解。

1.关 于 英 国“1688年事变”的性质问题过去 国 内 沿用前苏联史学界的观点，称之为"1688年政变”。先生认为这种称谓贬低了这个事件的意义。他从四个方面阐释了自己的观点。

(1)1688 年事变之前，复辟王朝的反动统治旨在恢复封建专制统治。1688年事变打破了这一反革命企图，使革命沿着正常的轨道发展。因此，这是一个关系到保卫英国革命成果的重大事件。

(2) 复 辟 王朝的阶级基础是旧封建贵族和僧侣。事变后建立起了大资产阶级、新贵族和旧贵族的联合统治，前二者是上升发展中的新兴阶级。所以事变的结果，至少在局部意义上是新兴阶级上台了。

(3)事变后，英国政府执行代表资产阶级、新贵族利益的政策，为工业革命的到来和经济的飞速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4) 事变后英国通过了《权利法案》，以此为开端，议会的权力愈来愈大，国王逐渐变为“虚君”，因此，该事变在英国议会制度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据此 先 生 认为，英国1688年事变是一场真正的革命。

2.关于热月政变的性质问题

过去传统的观点认为热月政变是反革命政变，先生经过认真研究予以否定。他认为，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区别革命和反革命只能以是否反对封建制度和拥护资本主义制度为标准，而热月党人的政策基本是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是反封建的;当“内忧外患”局面解除之后，雅各宾专政这一“战时政策”已经过时，为资产阶级所抛弃，恐怖的扩大化也使罗伯斯庇尔集团成为孤家寡人，此时推翻它不是反革命行为;热月政变是一个重要转折点:法国结束了革命非常时期，进人了资本主义经济建设的新时期。因此，把热月政变定性为反革命是不公道的。

3、关于德国的统一道路问题

传统 观 点 认为，19世纪中叶德意志统一运动中存在两条道路，即“自上而下”的王朝战争道路和少自下而上”的革命道路。先生对当时德国各阶级的力量和状况进行了客观的分析对比，发现:支持自上而下道路的不仅有强有力的容克阶级，而且还有全德的资产阶级，而支持自下而上道路的只有无产阶级自己。而此时无产阶级在思想上不成熟，组织上处于分裂状态，没有力量领导全德的统一运动。据此他得出结论：在事实上，德国统一运动中只存在自上而下一条道路。

先生的这篇文章发表于改革开放初期，是史学界拨乱反正的最初成果之一，或许在今天看来并不成其为问题，但在那时发表此类作品确实需要一定的胆识和相当坚实的学问功底。后来，该论文所阐释的观点逐渐为国内大部分教材所采纳或借鉴，对于推动史学工作者的思想解放和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三、治学经验

先生从教５０余载，经历了数不清的风风雨雨，但始终坚守高校讲坛，保持了一个知识分子的高尚道德和节操。他不仅在历史研究和教学方面取得了骄人的成就，而且从漫长的学术生涯中总结出不少治学的经验和体会，并乐于将这些宝贵的东西毫不保留地传给后人，以激励他们在科学的道路上奋勇登攀。每每与先生谈及此类话题，他总显得兴趣盎然，言语间充满了对年轻人的关切和期望。现将先生在治学方面的某些言论和教诲略加收集整理，奉献给读者和后人。

１．治学的动力

先生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质朴而率真的：最初的动力是名利思想，后来的动力是以社会责任感为主，兴趣和求名思想为辅。

先生告诉我们，１９６６年以前，他从事写作的动力是名利思想。“十年浩劫”使中国人民备受磨难，也使他从灾祸中猛醒，认识到应该用手中的笔为祖国和民族效力。具体来说，应立足于人民的需要写历史，以使同胞们从历史中受到启发和教育，摆脱精神愚昧，从而使中国走上经济繁荣和政治民主的康庄大道— 一个历史学家应该具有这种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

但社会责任感并非先生的唯一治学动力，他还很看重兴趣的作用。过去先生的兴趣主要在中国史方面。在写《杰斐逊传》的过程中，他对外国史的兴趣日渐浓厚起来，主要是因为杰斐逊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为人民利益和人类自由而奋斗的精神，富有人情味的社会理想和高尚的品质作风等，深深感染他，使他为之倾倒。因此，写作这部传记成了他的一种莫大享受。从此以后，他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渐人佳境”，研究和写作成了他生活中的第一需要，使他兴趣盎然，欲罢而不能。每当读书写作时，他都仿佛进人了一个自由的精神王国，思想可以任意翱翔驰骋，有“凭虚御风，羽化而登仙”之乐。只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浓厚的兴趣才能使他达到这种境界。除此 之 外 ，求“名”思想仍徘徊在先生心头，不过此时他已有了新的见解。先生认为，在一定条件下求“名”并非坏事，连孔夫子也不反对求“名”，而求好“名”对于知识分子来说更是无可厚非。但在这个问题上要划清界线，绝不可为求“名”而不择手段、沽名钓誉或“曲学阿世”。他主张，只有符合以下三个条件，求“名”才是正当的:第一，“名”要符“实”，或者“名”低于“实”。第二，“实”要符合道义，也就是说学术研究要有良好的动机和崇高的目的。第三，在效果上要利国利民，或者对祖国的学术有所贡献。

2.研究外国史的重要性

这是先生平时喜欢谈论的一个问题。近年来，“拜金潮”盛行，历史无用论又有所抬头，先生对此痛心疾首，在与学生交谈中便更多地涉及这一话题了。先生 主 张 ，学习历史的重要性首先在于“鉴往知来”— 了解过去，可资今天的借鉴。但仅从本国历史中寻找借鉴是不够的，还必须学习外国历史，才能扩大视野，通过比较和选择，取其精华为我所用。例如，在工业化方面，欧美和日本的历史可以为我们提供大量成功的经验;在法制和民主建设方面，西方各国历史中也有不少重要的经验教训值得思考和总结;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交相辉映，是人类所创造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宝藏。

总之 ，在 世界各国历史中，有不少重要的人类遗产需要我们去发掘、整理和汲取。同时，当今世界知识经济初露端倪，科学技术日新月异，政治经济瞬息万变，处在这样一个机遇与危机并存的世界上，为了求得生存和发展，我们也必须对其他国家有所了解。而要想深刻了解他们的现状，首先必须学习他们的历史。有人问:了解外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社会现状就足够了，何必要去研究他们的历史呢?先生的回答是:了解一个国家的现状是代替不了学习历史的，因为，历史具有别的人文学科所不具有的功用。他从三个方面解释了这个问题：

第一 ，历 史是一门综合性的学问，是从基础到上层建筑，从经济到政治，从社会到宗教，从文化、思想到科学技术的综合。只有学习历史，才可能把握住一个国家的总的精神面貌及其主要倾向。

第二 ，历史也是人们(包括领袖和群众)的活动及人们的活动所创造的诸种业绩的记录，因而学习及研究历史是总结人们活动经验教训的最好的途径。

第三，历史是关于发展的科学，学习和研究历史，就可以从发展的眼光去观察、了解事物，因而认识得更深透、更真切、更全面。先生 严 肃 地指出，如果一个国家对外国历史毫不知晓，或者一知半解，结果只能大大局限人们的眼界，束缚其手脚，使他们犯夜郎自大或看问题片面等错误。而如果兼通中外历史，则可以使他们眼界开阔，知己知彼，从而可以有选择地极取外国的先进经验，为本国的现代化建设服务。

3.怎样才能学好外国史

先生用显浅易懂的语言从两个方面谈了自己的体会。首先要做好准备工作，即打好深厚而广博的基础。主要是学好外文，具备良好的中文修养，并掌握中国通史知识和科学的基础理论。先生认为，以外国史研究作为专业者应该掌握两种或两种以上外文，其中至少要精通一种。因为会一汀外文就等于多了一双眼睛，可以接触到更多的外国史料和外国学术成果，眼界也会更宽阔。而不通外文者搞外国史，无异于盲人瞎马。先生认为，我们从事外国史研究和教学工作，都要用中文表达出来，如果中文修养不高，外文再好也派不上用场。先生所说的中文修养是指要有一定的古文功底和文学水平，因为只有这样，文章才能写得流利通畅，富于文采，能保持传统文化的优秀风格，为中国读者所喜闻乐见。

为什么搞外国史的人还要掌握中国通史呢?先生的回答是:首先这是对中国公民的一个基本要求;再者，有了中国史基础，学习外国史就容易一些，对外国史的理解也会更深刻，从而能提高研究水平。至于科学的基础理论(如哲学等)，先生认为，这是研究历史的工具和指南，只有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研究历史，历史学才成其为历史科学。但他同时告诉我们，在运用基础理论时，要切忌公式化、概念化和教条主义等倾向。

其次 ，应 如何研究外国史。依照先生之见，研究外国史应该做到以下几点:

(1) 按部就班，循序渐进。第一步应打好世界通史的基础;第二步，把学习范围缩小至某一断代史;第三步，再缩小至国别史、地区史或国别、地区的断代史。在进人国别史或断代国别史阶段上，就可开展专题研究了。

(2) 要有火一样炽热的事业心，热爱自己的专业。因为只有事业心强和热爱所学的专业，才能够真正钻人学问中去，并从中获得乐趣和无穷的动力，从而才能克服重重困难，百折不挠，攀登上科学的高峰。

(3) 要有坚强的毅力，要善于坚持。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可走，但只要选定了目标就不要回避困难，要知难而进，顽强地奋斗下去，切忌投机取巧或半途而废。只有长年辛勤劳作，孜孜以求，才能够有所收获。乐寓于苦之中。

(4)要有坐冷板凳的精神，厚积而薄发。他认为，做学问一要能抵制外界的诱惑，二要克服浮躁情绪。只有静下来，全身心地遨游在知识的海洋之中，才能克服一个个科学难题，取得真正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他主张史学家不能片面地追求时效，有时为了弄清重大的疑难问题，有必要下一些笨功夫，慢功夫。他非常赞赏前人的一句话: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

(5)要有严肃的科学态度。历史是一门科学，在研究方法、手段、内容以及体系和理论等方面都是有规律可循的。要想在历史研究中有所作为，就必须探索，认识并遵循这些规律，直至能够驾驭它们，取得优异的成绩。因此，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和科学的态度是十分必要的。

(6)要树立赶超外国的志气。先生主张:中国学者应该有雄心大志，写出有独立见解和独特风格的外国史论著，在国际史坛上与外国人并驾齐驱。他鼓励广大史学工作者为达到这个目的而奋斗不懈。纵观先生的治学生涯，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 (1952-1956年)，他的科研工作主要是依靠前苏联的研究成果，包括史料、观点、史学理论和体系等方面。

第二段(写《美国内战史》阶段)，开始突破前苏联的史学樊篱，尽可能避免公式化和教条主义倾向，根据自己的构思，直接运用第一手资料，写出具

第三阶段 (改革开放以来)，他已经完全走上了独立研究的道路— 广泛吸收利用有关的外文资料，根据自己的分析判断确定写作意图和提纲，在研究中批判地吸收前人的成果，并提出自己独到新颖的见解。

4.关于“专”、“博”、“通”先生认为，“专”、“博”、“通”这三者是做学问所应该选择的重要途径。

先生首先论证了“专”与“博”的关系:“专”固然很重要，但只有在“博”的基础上才能“专”。这正像一座金字塔，如果其底层石基坚固宽广，它的尖端才能更高。一个人掌握的知识愈丰厚，他在“专”方面取得的成绩才会愈大。

为什么“专”要以“博”为前提呢?先生从三个方面论述了这个问题:

首先 ，读书多，见多识广，思路会更畅通，眼界更宽阔，在搞学问时才能左右逢源，而且站得高，看得远。

其次，博 学的人往往具有丰富的想象力，而这一点正是科学研究和知识创新的前提之一。

第三，读书思考能锻炼人的逻辑思辩能力和写作能力，这也是搞学问所不可或缺的。

关于“博”，先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认为，对“博”不能一概而论，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低层次的“博”是:虽然书本知识丰富，但零碎而杂乱无章，不成系统。这种人只能算作“活字典”。

高层次的 “博”是融会贯通的“博”，即达到了“通”的地步。不是食古不化，而是在博览群书，掌握大量知识的基础上，把这些知识贯通起来，从中悟出道理，形成自己的观点，并能运用它去解释世界。更有少数杰出人物，通过吸收消化大量知识，创造出自己系统的学说，成一家之言。可见，“通”的作用有多大。到了近代，“通”又增加了新的内涵，它有沟通中、西文化的涵义，即我们常说的“学贯中西”。

先生告诉我们，古今中外的大学者都是“专”、“博”、“通”的人物，他本人在这方面也下过不少功夫。他殷切地希望我们年轻学者都朝着这个方向去发奋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