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视野]赵以宝：担当后悲剧时代的人文关怀新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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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06月18日 1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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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进入21世纪，面临的灾难和挑战不断。文学何为？人文学者何为？如何建构灾难叙事学科以及灾难美学新类型？等等。前不久，时值汶川地震两周年，以“后悲剧时代的灾难叙事与人文关怀”为主题的全国学术研讨会在宜宾市召开。与会专家围绕上述问题进行探讨，并呼吁中国文学在消费社会、后现代语境下，应该——
呼唤“新理性精神”重生
时值汶川地震两周年，人类已经或者说正在遭遇地质灾害、气候灾害的突发、多发期，正如四川省社科院苏宁研究员所强调的：“灾难感已经复制到全球各个角落，成为超过社会发展问题的人类生存状况的关键问题。”文学是人学，面对人类日益严重的灾难挑战，文学何为？人文学者何为？成为学者们所关注的突出问题。作为一门人文学科,文学的发展离不开特定的思想资源。在人类进入21世纪的十年,后结构主义的各种思潮,一方面消解了中心,解放了思想,动摇了权威,另一方面也不断导致离散、虚无与破碎,使我们的社会失去必要的凝聚力。20世纪以来，传统文化的理性不断遭到瓦解,而西方理性也遭遇误导性植入,并表现出与中国现实不相适合的种种弊病。今天越来越多的人文知识分子开始不断寻求新的批评立足点和价值准则，这种立足点和价值准则，可以说是呼吁一种新的理性精神。
上海社科院许明研究员尖锐地指出整个20世纪，中国都是充满着战乱、动荡、精神痛苦、选择的艰难、文化的转型。从精神发育的角度来看，20世纪的中国，正是中国传统被瓦解与西方现代性的植入不相适应、马克思主义遭遇挫折和不断寻求的时代。我们今天正在遭遇物质繁华背后的精神失落，我们不了解我们的过去，不了解封存的5000年文明的理性的光辉，但是西方现代性也无法安顿我们的灵魂。他还指出文学学科，本来就不存在国界、不是纯学术、纯技术的，而是一个面对生活的新鲜的有活力的精神生产的门类，它要对中国当下人们的精神迷惘症作出解释，并引导中国人走出悲剧。为此，他呼吁文艺学者要在自己的批评、教学、演讲中弘扬真善美，重塑中国人新的理性的光辉。
四川大学冯宪光教授认为，在灾难面前，只有人自己的人性的光辉才能拯救人，只有人性的光辉，才可以使真正的文学自然地发生，这些诗歌从人们心灵血液流出，是真性情、真文学。人类自我的精神密码，就是人性的塑造，这是人类文化的根基，也是人类存在的根基。他呼吁文学遭遇地震之后，关于文学最大的启示就是文学在被商业异化中，要不断批判异化、捍卫真情。他尖锐地指出，汶川地震震跨了市场，人性出来了，诗歌也就出来了。复旦大学朱立元教授认为，许明和冯宪光的立场是一致的，都是呼唤新的理性的出现。
消费文化和资本市场合谋遮蔽悲剧
与会专家学者集中辨析了“后悲剧时代”的诸种可以成立的理解。四川师范大学李天道教授认为，“后悲剧”一词至少有两重含义，一是指现实生活中的现实悲剧，比如汶川地震、东南亚海啸是生活意义上悲剧；另外更多地是指审美范畴上讲的悲剧。李天道认为“后悲剧时代”，可能是指当下消费社会道德滑坡，崇高意识丧失。
“后悲剧时代”这一关键词更多地是给我们思考的空间，从不同的角度都可以解读。四川外国语学院费小平教授认为，“后悲剧时代”应该是一种文化意义，他运用福柯的零散化、碎片化主体理论，认为研究悲剧不能回避对人的“主体性”状态的分析。四川师范大学李凯教授认为，灾难叙事体现人文关怀是灾难叙事的应有之义，如果灾难叙事没有人文关怀就不具有合法性。
四川师范大学曹万生教授认为，“后悲剧时代”并非指当下就不存在悲剧，中国当下社会语境是在消费主义文化和资本市场合谋下遮蔽了悲剧。四川省社科院向宝云研究员指出，我们之所以认定中国文学无悲剧，乃是基于对中国文学缺乏悲剧精神的判断，中国文学缺乏悲剧精神，源于中国社会缺乏悲剧精神。长期以来，我们更多或更轻易地看到这是我们民族文化的基本特质所致，其实它还和中国的政治社会特点密切相关。由此，他认为导致中国文学缺乏悲剧精神，是中国的国家起源形态的特征，没有形成国人的自由意志与担承精神，从而使中国社会与艺术悲剧精神贫瘠和淡化。
西南大学虞吉教授认为，“后悲剧时代”更应该理解为“后悲情时代”，这个时代要有悲悯心、同情心。宜宾学院曹家治教授则对“后悲剧时代”给出又一种解释：汶川大地震前的时期因国人沮丧的道德表现而被“愤青”指称为“后悲剧时代”。汶川大地震志愿者大群体救援行为自由自觉的“真道德”性质，内涵着人道主义悲剧意识与存在主义悲剧意识，这是对“后悲剧时代”指称的否定，更是表征中国社会进入“悲剧时代”的一声春雷，可以说是一种“前悲剧时代。”
建构灾难学新类型
人类进入21世纪，面临的灾难和挑战不断，自然灾害频任，社会灾害多发，面对这些灾害，曹万生教授质问：“为什么只有当悲剧发生的时候，我们的作家才有悲剧感？而日常生活中的第三种悲剧随处可见，为什么我们的作家和学者就看不见呢？”这种质疑的呼声是人文学者对现实时代予以担当和干预的急切心理的表现。四川大学曹顺庆教授也呼吁人文学者要直面悲剧。
中国人民大学张法教授最为典型地提出要吸取中外美学史上的悲剧元素，建立灾难美学审美范畴新类型。他指出，人类进入新世纪以来，出现了全球化新的灾难挑战，如果我们建立新的关于灾难的美学类型，人类在面对灾难的时候，就会更有信心。因此，他认为，人类关于悲和悲剧都是人类面临的挑战，必须建立一种新的机制、一种美学类型，应对这些不断的挑战。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李明泉研究员提出建立系统的灾难学学科体系，包括灾难经济学、灾难文艺学、灾难新闻传播学、灾难社会学、灾难旅游学、灾难心理学。
陕西师范大学李继凯教授同样呼吁灾害文艺学或者文艺灾害学设想。他指出，战争的痛苦记忆尚未远去，灾害的频繁降临撕裂心肺。作为“人学”的文学所关切的对象，已从人本身出发，走向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共同维系的存在世界。现代文艺学或文学理论的建构，既要溯古凝思，更需现实关怀；既要凸显特色，更需学科交叉。没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充沛的学术情感和敏锐的创新思维，文艺学或文学理论的更新发展就会陷于僵化和停滞。他还强调，尽管关注灾害的创作及相关的研究呈现出明显上升的趋势，但总体看仍处于分支或交叉学科起步的初期阶段，并在理论体系建构和若干重要方面仍存在明显的薄弱环节。
灾难叙事重在表现人性的复杂性
在中国古代天人关系思想统辖下，自我、社会、自然和天道构成灾难发生不可分割的四维关系。儒释道都反对孤立地看待自然灾害，而主张将其定位在人天关系之中。儒道两家都认为，通过修身，人可以感悟天道，建立天人之和。四川省社科院苏宁研究员认为，站在今天的角度审视这一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应对其进行细致的辨析、释义，寻找思想的启迪和现实的意义。他从灾难叙事的生态维度，指出中国传统天人之和理论含有的人作为天地之心思想，并非人类中心主义。而是主张看守天地，顺应天地规律，敬畏自然。四川省社科院向荣研究员提出灾难叙事不在于叙述灾难事件本身，而在于表现置身灾难中的人的经验层面，表现人性的复杂性、普遍性、差异化。四川省社科院王林研究员详细分析了地震诗的美学特征：“纪实性与在场感、通俗性与大众化、同质性、对革命叙事诗、政治抒情诗等资源的借用、形成‘超文本’。”会上还出现了解读灾难艺术文本的全新方式，其中以四川师范大学钟华教授和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支宇教授为代表。两位都不约而同地运用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来解读灾难文学文本，跳出传统意识哲学和内心理性推测，而运用纯粹客观的语用哲学分析，给我们一种全新诠释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