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学者]浩凡：忆孔孚先生二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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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06月18日 1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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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孔孚先生逝世10周年之际
我与孔孚先生相识是在上世纪９０年代初，可谓忘年交。当时他已是奔７０的老人，我则刚进不惑之年，应是两代人。可是，孔孚先生对我称呼最多的是景浩同志。然而，１９９６年４月２０日，孔孚先生赠给我一本新出版的《孔孚集》，竟然在扉页写着“景浩兄正之。”此言实属不敢当，但《孔孚集》我将永远珍藏。
在与孔孚先生交往的近１０年中，我受益颇深，最难忘的有三件事。
第一件事，是亲眼见证了孔孚先生的自强精神。大约在１９９５年的秋天，我到校医院采访，恰巧碰上孔孚先生出院，她女儿租了一辆黄色面包车，正准备带他回家。我看到后，急忙向前打招呼，并决定一起送他回家。时年７０岁的孔孚先生，执意坐在副驾驶位置，不用任何人照顾。穿过校园，走到山师北街北首，来到山东师大教工第一宿舍１号楼孔孚先生的住宅，我正准备下车搀扶孔孚先生，但意想不到的是，孔孚先生几乎与我同时下了车。其动作之快、利索，俨然不是７０岁的老人，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孔孚先生胳膊有残疾，没有右手。可见，孔孚先生的自强精神，平常人无法与之相比。
第二件事，是孔孚先生的重情重义。１９９５年６月１９日上午，我国著名诗人、剧作家、曾任中宣部副部长、文化部代部长的贺敬之先生来济南看望老朋友孔孚先生。孔孚先生决定设家宴招待贺敬之先生。学校领导、山东省文联等单位的负责同志上午９点半在孔孚先生家接待，我奉命前去采访。孔孚先生这天特别高兴，就大家关心的问题展开了讨论。谈到诗歌的创作，孔孚先生滔滔不绝，谈到孔孚先生的贡献，孔孚先生则颇有谦辞。
１０点多钟，孔孚先生突然接到一个电话，说根据某领导意思，接待贺敬之的地点要改到济南南郊宾馆，一会儿来车接孔孚先生。接到电话，孔孚先生脸色骤变，立刻表示不去南郊宾馆。不一会儿，电话又来了，此时孔孚先生不再接电话，由其老伴接听，回话说，老孔病了，从今往后不想再与贺敬之先生交往。霎时，孔孚先生家气氛大变，大家都很尴尬。电话铃又一次响起，还是孔孚老伴接听，对方说，不在南郊宾馆接待贺敬之先生了，还是按孔孚先生的计划办。并且说贺敬之先生马上就到。此时，只见孔孚先生的脸由阴转晴，露出了笑容。
不一会儿，贺敬之先生来到孔孚先生家。两位老诗人紧紧握手，坐在孔孚的卧室兼书房的沙发上，开怀畅谈，笑逐颜开，令在坐的人大开眼界。中午时分，孔孚先生对贺敬之先生说：“今中午就在我这书房里招待你，六菜一汤，自家做的，你就受点委屈吧！”贺敬之先生连声说好，好！
第三件事，是孔孚先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成果。孔孚先生在文学界特别是当代诗歌界，大名鼎鼎，被誉为中国新山水诗第一人。先后出版诗集《山水清音》、《山水灵音》、《孔孚山水》，著作《孔孚集》。尤为人们关注的是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孔孚集》，大３２开，６０６个页码，布面精装，封面字烫金，典雅大方，装帧美观新颖。前半部为“诗三百首”，写山，由东而西，终至帕米尔。山的高度象征了孔孚先生艺术追求的生命历程。后半部为“诗论”，见《易》之精髓。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曾任《大众日报》总编辑的辛冠洁先生在给孔孚先生的信中说，许多朋友评价《孔孚集》“是一流出版社用一流质量出版的一流著作。”
孔孚先生的诗论是其创新意识和创新成果的集中表现。孔孚的诗论中极其重要的观点之一是“减法”，即写山、写水、写景，贵在意境，就像画写意画，追求的不是事物的完整性，而在于意，在于艺术手法的表现。如，孔孚先生写的《大漠落日》，共６个字，题目４个字“大漠落日”，正文２个字，分两行，第一行“圆”，第二行“寂”。这首诗颇为经典，一是思维广阔，意境深邃、奥妙，耐人品味、沉思。二是运用词语极其简练，正文仅有２个字，比题目用字还少。这种文法笔法可为史无前例。
今天，虽然，孔孚先生已离去１０年了，但他的自强精神、重情重义品质、创新意识和创新成果，仍是我们创建和谐社会所需要的，我们应当学习、继承和发扬。
（孔孚先生，１９２５年４月１日生于山东曲阜，１９９７年４月２７日逝世，享年７２岁。孔孚先生曾任大众日报编辑、山东师大中文系副教授，先后出版诗集《山水清音》、《山水灵音》、《孔孚山水》，《孔孚集》、诗论集《远龙之扪》等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