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学者]严家炎：我心目中的田仲济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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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06月18日 1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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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是什么缘由,一提到田仲济先生,我总会想起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山东师范学院中文系编辑出版的《中国现代作家研究资料丛书》。那是解放后较早出版的一套现当代文学方面的资料丛书,收有《中国现代作家小传》、《中国现代作家研究资料索引》《中国现代作家著作目录》《中国现代文学社团及期刊介绍》以及毛泽东、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夏衍、赵树理、周立波、李季、杜鹏程等作家的十一册研究资料汇编。灰黄色或浅灰色的粗糙的纸,呈现出“大跃进”与“三年困难时期”的特有印记。那时大学师生以群众运动搞科研的风气可谓盛矣,但大多是写文学史。写学术批判文章,却很少像山东师范学院这样发动师生编资料的这套书在编辑、出版上虽难免有一轰而起的粗疏简陋之处,却毕竟迈开了可贵的第一步,真正发扬了大部队作战的长处,在短时期内编集了一大批资料,为正规的资料编纂打下了基础,留下了不少有用的东西,应该说功不可没。我尽管不太清楚这项工作的详细内情,却总以为田仲济先生、薛绥之先生的指导、支持或参预,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从此,山东师院中文系就以重视现当代文学资料的积累与整理闻名于同行中。
我第一次见到田仲济先生,是在1979年1月北京三院校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室编选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包括《文学运动史料选》、《短篇小说选》、《新诗选》、《散文选》、《独幕剧选》共十八册)教材审稿会议上。田老是被邀请来对这套教材的选目进行审核并提出意见的。他作为三四十年代新文学运动的过来人和文学史界的前辈,对选目——尤其是散文、杂文方面的选目提出了许多有益的意见,尽管这些意见的具体内容现在一点也记不起来了。后来我们又在北京出版社举行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编委会上见过多次。在我的印象中,田老非常重视原始材料的发掘和掌握。我记得,他曾谈到过文革后期购买瞿光熙所藏现代文学书刊时遇到的各种阻力和艰难。他对郭沫若1928年版《女神》所作的诗句内容上的修改,持有批评态度,认为容易让粗心的读者受骗上当。而为了不受骗上当,就必须让研究生读第一手材料。他认为,我有篇文章强调原始版本,确实很重要。他还主张,北大和山师两校合编的《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汇编》所收的刊物应该更多更广泛一些,例如抗战时期的文学刊物就可以增添不少,以便显示当时刊物丰富的色彩和多样的挣扎;在这方面,我们两人的意见也颇为投合(我主张二十年代的《中国青年》等对文学运动影响颇大,应该收进去,然而出版社害怕篇幅过大,不敢多收)。一次,田老还兴致勃勃地谈到过去新文学史上不太提到的女作家沉樱,认为她的作品不错,是一个新的发现。我自己则比较喜欢新文学第一个十年里一篇短篇小说叫《守夜人》,觉得它只写一个场面,却含蓄而有抒情意味,不过我不了解作者燕志？（左单立人，右上崔下同）的具体情况。田老告诉我:燕志？（左单立人，右上崔下同）就是燕遇明,是山东省文联副主席,一位老作家,可惜后来作品写得不太多。我和田老接触的机会不算很多,但常常能从他那里得到知识和学问上的教益。
田老不但是文学史家,自己也是一位作家。从三十年代初开始,他就写过不少杂文和散文。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出版过三本杂文集:《情虚集》、《发微集》、《夜间相》;五十年代还出版过《微痕集》。他对鲁迅非常崇敬,他的杂文也继承、发扬了鲁迅的精神和风格。1992年春,田老曾将当时刚出版的近五十万字的《田仲济杂文集》惠赐给我,希望我参加有关他杂文的一次学术讨论会。我当时因为正在忙其他事情,会议未及出席,但作品还是断断续续地拜读了的。从他的杂文中,我突出地感受到强烈的正义感和曲折的表达方式,这些都可以说染有鲁迅的遗风余绪,同时却也是田老自身的性格使然。在旧时代,他蔑视权贵,指斥贪污,为民纾困,仗义执言;在新时代,他倡言“雅量”,直陈己见,即使招祸也不后退,一股侠气由字里行间喷薄而出。甚至连游鉴湖,说秋瑾,论鲁迅,也一再升腾起这样的念头：“一个歌颂女侠的作者自己会没有几分侠骨？”“在《野草》中他歌颂了人间的猛士,难道他自己不是一个侠骨义风的猛士么?”可见,正是精神上的相通,使他踏上了鲁迅所开辟的道路。
作为学界前辈,田仲济先生非常重视培养学术接班人,热情扶植后起的新生力量。在田老的带动和安排之下,山东师院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就成为最早获得国家批准的硕士学位点之一,从那时起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硕士人才。然而田老并不满足于此。1991年见到田老,他告诉我:他“最感到遗憾的,是没有能够替山师解决博士点”,为此,他自责不已。其实,此事在当时未能实现,与田老个人并无干系,唯一原因是国家学位委员会自1984年起下降了博士生导师(尤其学科带头人)的年龄线:规定必须七十岁以内方可申报,因而暂时影响了山师建立现当代文学博士点的工作。但田老所培养扶植的学术力量毕竟梯队完整,基础厚实,因而到九十年代中后期,终于实现了兴建博士学位点的宿愿。
田老不仅关心山师现当代文学的学术队伍,而且也关心全国现代文学的学科建设,在这方面曾提出过不少好的建议。作为最早的副会长,他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的工作也给予很多指导、关心和帮助。我本人可以说一件亲身经历的事情:1984年夏,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在哈尔滨举行年会期间的一个中午,王瑶先生、田仲济先生牺牲了休息时间,把我召到王先生住的房间内,他们俩共同动员我担任新增设的副会长(原有之外,再增一名)的工作。他们向我细致说明:研究会的主要领导人年岁较大,需要有比较年轻的人参加进来做副会长,认为我比较合适。当时我想:我的行政工作能力本来就低,又是刚挑起北大中文系主任的担子,有点手忙脚乱,加上还承担着《丛刊》和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现当代部分的编务,实在难以胜任此项新加的任务,为免贻误工作,只得如实禀明情况,乞求谅解;并正面提出,樊骏先生工作细致踏实,处事稳健,点子很多,要求自己又极为严格,在同一年龄段的学者中深孚众望,由他出任最为合适。田老和王瑶先生最后点头接受了我的申述,对我的请求表示理解。可见,他们作为学术前辈,多么竭诚地为培养后一代学者而多方尽力。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这一学术团体,至今能保持较好的学风,并能相互尊重,团结奋进,是和王瑶先生、田仲济先生等老一辈学者对年轻一代热诚培养和率先垂范有直接关系的。